”她直截了当地说“不”，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好像这辈子没见过电器似的。她说话的时候，我闻到细菌发酵似的口臭。我想知道她上次刷牙是什么时候，她的牙齿也许促进了那些“毛茸茸的东西”生长。难耐她身上的气味，我走到窗户边，推开一条缝隙。海蒂向我投来憎恶的眼神，作为回敬，我说：“怎么了？这儿闷得难受。”真希望雨一直下，带走空气里的恶臭。

女孩像被逮住的猫一样紧张不安，她的眼睛在房间里搜寻着一张她可以躲在下面的床。

我判断不出哪一个更超乎寻常，是陌生的女孩来家里，还是海蒂抱孩子的样子。她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用手掌托着婴儿的头，下意识地摇来摇去，深情地注视着婴儿。当电视插播广告、屋子里有几秒钟安静的时候，我听见她轻声地哼唱。

“我回自己房间了。”佐伊穿过大厅，使劲关上屋门。

“别理她，”海蒂对杨柳解释，“她有点儿……她十二岁。”

“她不喜欢我。”杨柳说。是的。我想，她不喜欢。

但是海蒂说：“不会的。她有点儿……”她想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无言以对。“她烦所有事。”她说，好像所有事并不包括这个新到我家的陌生人。

“你可以待在这儿。”海蒂带她走进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为客人准备的一张上等沙发床。可惜她不是客人。我站在门口看着海蒂把孩子递给女孩，自己整理沙发上我的资料，然后恶狠狠地堆在我的办公桌上。

“海蒂。”我叫她，但是她忙着腾空沙发，把靠垫一个个扔到地上，根本没空搭理我。

“你需要的是，”她对女孩说着，女孩站在旁边，紧搂着婴儿，提着滴水的箱子，和我一样浑身不自在，“一个好觉，一顿美餐。你喜欢鸡肉吗？”女孩迟疑地点点头，几乎看不出来，海蒂接着说：“我们吃焗烤鸡肉意粉怎么样？还是鸡肉馅饼更好？口感好，还能舒缓心情。你喜欢鸡肉馅饼吗？”

我空白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以为我们是素食主义者。海蒂把鸡肉藏在哪儿了？

女孩犹豫着。海蒂噼里啪啦地把一沓报表和我昂贵的财务计算器扔到地上。我忍无可忍，挤进屋里，一张一张地捡起来。女孩从地上捡起计算器，抚摸着上面的按键，然后紧张地递给我。我嘟囔地说了一声“谢谢”。接着，我又叫了一声“海蒂”。这次她推开我走出去，留下我和女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足足二十秒，到衣柜里翻出一套带条纹的床上用品。女孩注视着我，我从墙上拔下打印机的插头，拿起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就往屋外走，力不从心，打印机拖着电线碍事地绊着我的脚。在门口我大声叫海蒂，当她棕色的眼睛对着我的时候，我突然咆哮起来：“我要和你谈谈，马上！”她把床上用品放在支开的床上，跟在我身后走出房间。她怒气冲冲的，好像我是个顽固的莽夫一样。

“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在走廊里盯着她问，“带那个女孩回咱们家。”打印机太重了，我失去平衡，撞在墙上。海蒂视若无睹。

“她没地方可去，克里斯。”她站在我面前，穿着那条恶心的紫色睡袍，头顶贴着沾了雨水的头发。她双眼放光，我想起十二年前我下班回家的那个晚上：餐厅里烛光环绕，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中间，完美无瑕。她跷着二郎腿，端着一只红酒杯。那只酒杯是我们花了十美元为特别时刻专门手工制作的。桌子上有一瓶红酒，圣皮尔干红。海蒂的眼神竟然见鬼似的和现在如出一辙。

“她要待多久？”我问。

她耸耸肩：“我不知道。”

“一天？一周？是哪个，海蒂？”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哪个？”

“婴儿在发烧。”

“那就去看医生。”我生硬地说。

海蒂摇头：“她不想去。”

我蹒跚地走进厨房，把我的移动办公室设在餐桌上。我摊开双手，恼火地举在半空中。“谁在乎她想不想，海蒂？她就是一个小女孩。也许是离家出走。我们在收留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麻烦吗？”我一边说，一边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出电话簿，在检索里翻找非紧急救援的电话号码。难道这不算紧急情况吗？一个陌生的女孩在我家里，对我而言和非法入侵差不多。

“她十八岁。”海蒂强调。

“你怎么知道她十八岁？”

“她说的。”她可笑地回答。

“她没有十八岁，”我对我的妻子保证，“你必须向当局报告！”我要求。

“我们不能那么做，克里斯。”从我手里抢走厚厚的电话簿，啪的一声合上，书页折在里面。“你怎么确认她没有受到虐待？没有被强奸？即使她是离家出走，也应该有足够的理由。”

“那就打电话给‘儿童与家庭服务部’，让他们解决。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但是，这当然是她的事。凡是在绿色地球上被忽视的、被虐待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被忘记的、挨饿的、挨打的、挨骂的人就是海蒂操心的人。

我对此毫无疑问，我永远也赢不了这场争论。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杀了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仿佛在早间新闻上看到了关于我们的报道：林肯公园公寓全家被杀。

那个女孩，她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看着我们。她的眼睛是变化无常的蓝色，带着血丝，透着疲惫。她的头发挡在脸前，她的嘴上没有笑容。她的额头上有一块瘀青，似乎要证明海蒂的话是对的。“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她嘟囔着。她的目光顺着淡褐色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