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在卧室里，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双腿颤抖，就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像玻璃水在脏玻璃上流淌一样，黑暗蒙上我的眼。我摸黑挪进浴室，坐在浴缸沿上，把头埋在双腿间，让血液重回大脑。

我摸索着拧开水龙头，让水一直哗哗地流，这样如果佐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听见我的哭声。

视觉恢复的时候，我看见墙上复古的红色金丝鸟挂钩。还有一个笨手笨脚地修补过的洞，是克里斯钉挂钩的时候砸歪了留下的纪念。

挂钩是我和詹妮弗六七年前在凯恩的跳蚤市场里买的。有几年休假的时候我们常去逛街，最近也要去离城六十多公里的查尔斯街。我和詹妮弗走马观花地欣赏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古董和收藏品，佐伊和泰勒则安安静静地坐在红色的小车里吃热狗和爆米花，心满意足。

挂钩，空着。

我摸了一下脖子，也空荡荡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链子——套着父亲那枚内圈刻着“永远的开始”的结婚戒指的金项链——挂在金丝鸟上，在我离开去和佐伊道晚安，亲吻她的额头之前，它还在。然后我离开卧室，回厨房去清洗堆在冰冷的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接着我把臭烘烘的垃圾袋扔到楼下的垃圾站。最后我坐在电脑前心不在焉地敲击键盘，徒劳地等待露比苏醒。

她拿走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

突然，我感觉他又死了，我的父亲又死了一回。我感应到那天早上妈妈从克利夫兰的家里打来的电话。爸爸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我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他要死了。但是，当这句话从妈妈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特别悲伤，反倒像是说个通知一样，而我完全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坚持认为是他们搞错了，是我没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出席了葬礼，我看见一个和我父亲很像的人——但是他冰冷而且像橡胶，表情柔和却很怪异——被埋进地下。我，像个称职的女儿该做的那样，在棺材上放下玫瑰花，因为妈妈结婚的时候捧的就是玫瑰花，淡紫色的玫瑰花。

虽然，我内心坚信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爸爸。

我每天给他打电话，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不接电话，我着急担心。每次都是妈妈接，她用最温柔和蔼的声音说：“海蒂，亲爱的，你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可是我停不下来，她建议我和克里斯去见见什么人，见见能帮助我度过悲伤的人。我拒绝了。

我拒绝见什么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病专家——妇产科大夫杀死朱丽叶，摘掉我的子宫以后也这样建议。

纽约时间快十点了。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克里斯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杨柳偷了我的东西，但是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