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愧疚了，差一点儿。

当时我的记忆飘回到我和海蒂没有孩子之前的日子里——在佐伊之前，在她不愿意承认的严重地毁了她生活的流产之前——每周六晚上，在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里，我们会一步两级地从楼梯爬上楼顶的平台，观看海军码头的烟花。我怀念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坐在一条长凳上，喝同一瓶啤酒，注视着城市的风景。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愿望：环球旅行，到处观光，一起参加三项全能竞赛。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从来不想过这样的夫妻生活，不想两个人被各自的理想和共同的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这种生活应该被看似更有意义的生活所摒弃、所掩盖、所代替。

我渴望婚姻让海蒂和我成为队友。但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对手，打比赛的对手。在女孩和婴儿的乱麻里我开始烦她。

然而，再想想她疲惫的眼神和意大利面似的头发，我对自己说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无论如何，我总忘不掉那张字条，那张装在我的公文包里只写着一个“是”字的字条。我在机场把它掏出来，拿到飞机上。到了纽约，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办入住的时候我把它掏出来。在前台和卡西迪、汤姆、亨利分手各奔房间的时候，我又把它掏出来。我的房间富丽堂皇，我坐在整洁的白床单上掏出字条，拿在手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研究这张字条的细节。她哪来的紫色便签纸？她的字迹潦草，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因为婴儿的吵闹时间仓促？ 还是她的书写本来就比我的还糟？

我在琢磨她写字条的时间：是她听见关门的声音，在佐伊的呼吸变得沉稳，我们刚睡觉的时候？还是半夜，被人虐待的记忆像瘟疫般缠着她，让她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时候？再或者是凌晨，她听见我的闹钟响，趁我洗澡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到门口打开了我的公文包，然后返回屋里。

谁知道呢？

现在，过了一天，会议结束后我约汤姆、亨利和卡西迪二十分钟后在酒店的酒吧见。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海蒂字条的事。但是告诉她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她更跟着感觉走。有证据表明女孩受虐——只是她承认了——足以让海蒂提出收留她，永远的，就像那两只可恶的猫一样。

有人敲门。我掩盖不了这个声音，所以对着电话大声喊道：“谁？”然后我撒谎说是“服务生”。我不能承认是卡西迪过来校对募股说明书——我们要卖的公司概况和资产分析——晚些时候，我们一起去酒吧。

我从床边往门口走，举着电话告诉海蒂我叫了客房服务。然后说我今晚要熬夜完成上周末就该完成的募股说明书。我点了鸡肉三明治和乳酪蛋糕。如果能按时完工，我可能会看小熊队的决赛。

我打开门，果然不出所料，卡西迪站在门口。她涂着鲜红的口红，让我除了她的嘴唇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接着，为了让海蒂听见，我提高嗓门说：“你带番茄酱了吗？” 然后看着卡西迪忍俊不禁的样子。

我感谢虚构的客房服务员，砰地关上门。海蒂让我挂上电话趁热去吃饭，我觉得自己真该下地狱。

“爱你。”我说。海蒂说：“我也爱你。”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

我看见卡西迪气鼓鼓地走进来，就跟这是她的房间似的。没等我邀请就毫不犹豫地跟进来，一点儿都不像往常的她。

她换了衣服。只有卡西迪会为了一杯睡前酒特意换套衣服。她用无袖修身的铁红色希腊裙装换掉了黑色正装。她坐到黄色的矮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先问了募股说明书的情况，接着问起海蒂。

“她很好，”我说着打开电脑上的募股说明书，我把电脑递给卡西迪的时候小心地避免碰到她的手。“是的，她很好。”

在我准备说第三次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我强迫自己盯着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大腿、嘴唇或者铁红色裙子里的胸脯。不大，但是也不小，在她柔和的曲线上恰到好处。太大会影响整体的美丽。我站在浴室门口，看着黑色水盆上摆着的酒店用品——洗发水、护发素、浴液、肥皂——想她会显得不成比例。我拆开肥皂洗脸，冰冷的水扑在脸上抑制住我对她胸部的遐想。

还有她的长腿。

她的嘴唇，红唇，辣椒的颜色。

不一会儿她在隔壁叫我，我用毛巾擦干脸，从浴室出来。坐到她旁边的另一个黄色矮沙发上，然后把沙发拉到圆桌旁边。

我们过了一遍募股说明书。我把精力集中在“股份”“股票”和“每股资产净值”等字眼上，而不去关注划过屏幕的芊芊玉手和在我的腿边蹭来晃去的铁红色裙边。

看完之后，我们坐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们并排站在一起，卡西迪斜着身子向我靠过来，嘲笑一个和我们一起下楼的带着劣质假发的男人。她仰着脖子大笑的时候，用手指甲掐着我的前臂。

我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戴着结婚戒指，她没有。

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来纽约出差的同事，还是其他的关系——奸夫淫妇？

在酒店的酒吧里，我拽过一把钢制的吧椅，这样卡西迪只能和汤姆还有亨利一起坐在矮沙发上。我们喝酒，喝了太多。我们聊天，讲八卦新闻；拿同事和客户开心，太轻松了；讽刺伴侣，然后谁的妻子成为笑柄，谁就要被取笑。

卡西迪呡了一口曼哈顿，在鸡尾酒的杯口印下宝石红的唇印，她说：“看见了吗，先生们，这就是我不结婚的原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