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自己对回家、回到活动房的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在我八岁的时候有很多好机会，可是我没有抓住。不过没关系。随便躺在奥加拉拉路边的一个沟渠里也可以找到家的感觉。我感觉到它钻进我的毛孔里，流进我的血管里。奥加拉拉，我的家。我完全沉醉了，那里有我的爸爸妈妈。一个傻傻的想法占据着我的脑海：也许妈妈还在这儿。也许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走回活动房，妈妈、爸爸和婴儿莉莉还在那里，不是露丝，她除了我没有其他姐妹。当我走进吱吱作响的纱门的时候，我突然回到了八岁那一年，时间仿佛停滞了。妈妈还活着，在蹩脚的小屋里一如既往地洋溢着她的热情和活力。房子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没有其他人入住，没有小女孩睡在我的床上。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约瑟夫的男人。“这只是一个错误。”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迈下汽车的大台阶之后，我站在康诺克停车场里。我被寒冷的气流激了一下——提醒我改变主意——但是我不管不顾。我表情坚毅地穿过停车场，走上马路。拒绝承认真实的内心感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妈妈活着。爸爸活着。我果断地走上便道，心意已决，归心似箭。只是我每走一步，箱子都碍事地磕在我的右腿上。

我发现自己竟然记得去活动屋的路。也许我的意识不记得了，但是我的脚知道，它带着我从停车场出来右转，然后沿着勘探者大道走。箱子没有影响我，恶劣的天气也没有影响我。我开启了爸爸说过的自动巡航的模式。我曾经问他，总是开卡车他怎么不觉得累时，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坚信妈妈活着，这个信念支撑我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片破砖房。从儿时起我就记得，枯树下是第一街，然后是第二街、第三街和挨着白色的复印室、低垂着电话线的第四街。现在，树和房子都成倍地增多了，以前那个几乎荒芜的小镇不见了。云杉街上搭着移动房屋，有大片开阔的土地和广告牌。我伴着汽车的呼啸声走了近两公里的路，高速行驶的汽车带来的风刮得头发乱飞。

走到峡谷路的时候，我的腿快断了。手指麻木，胳膊已经感觉不到箱子的重量。我流着鼻涕，每挪动一步腿就像要被扯断了一样疼。

房子比我记忆中的小，白色的墙不像雪，更像麦片。以前门口好像有一段完整的楼梯，现在只有四级歪歪斜斜的小台阶，扶栏外层的铝有一半已经脱落，露出灰褐色的支柱。曾经的篮球筐不见了。一辆本田驶过，红色的，不是我看惯了的蓝鸟。

我站在峡谷路上，注视着对面我以前的家。我鼓励自己去转动门把手，盼望着，祈祷着妈妈在里面，虽然我内心深处知道她死了，但是我使劲地排斥这种想法，总是想着如果。突然间我有了一个想法：如果不去试，我永远不知道，那该有多好，因为不知道总比证明爸爸妈妈死了更好。毕竟，我只有八岁，还是一个傻小孩。也许他们告诉我的都是假的，不过是约瑟夫骗我的诸多假话中的一个。我让自己相信妈妈一直在找我，我的照片和其他失踪孩子的照片一起贴在奶箱的后面，黑白照片旁边有一张预测几年后长相的图片，不知道那个自作聪明的人会把十六岁的我想象成什么样子。“如果你认为见到了克莱尔，请拨打失踪电话1800。”我想象着他们的措辞，“克莱尔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加拉拉峡谷路旁的家中。她的头发是棕色，眼睛是奇幻的蓝色。下巴处有一道小疤痕，门牙间有缝隙。她失踪之前穿着……”

安布尔·阿德勒过来通知我父母都死了的那个晚上，我穿着什么？是我经常穿的那件蓝紫色T恤吗？上面画着一管鲜红的口红，印着可爱的SWAK字母，衣服边上点缀着唇印。还是礼服？或者是带圆点的背心？还是……

我脑子里想着这些事的时候，活动房的门颤悠悠地开了。孩子们的吵闹声打破了宁静。一个母亲的声音——不是我的母亲，是另一个母亲严厉而且疲倦的声音————告诉他们请闭嘴。

他们出来了，三个人——不是四个，我看见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像一群淘气的小猫一样叽里咕噜地走下四级摇摇晃晃的台阶。两个会走的孩子一边下楼梯一边推推搡搡地打闹着，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这是两个男孩，穿着同样的牛仔裤、网球鞋和厚棉服，戴着护耳的皮帽子。妈妈用粉色的毯子裹着婴儿。一个女孩，我猜，她可能一直想要一个女孩。她温柔地推着男孩，催促他们快点往前走。他们上车了，好像在赶时间。一个男孩了转了一个圈，假装委屈地哭喊着：“你打我。”他冲着妈妈大喊大叫。

“丹尼尔”她说，语气平和，“上车。”但是他仍然站在台阶下面大发雷霆，大一点儿的男孩听话地钻进车里，妈妈把婴儿车也固定在车里。那个男孩，丹尼尔，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抱着双臂，噘着嘴，下嘴唇几乎包住了上嘴唇。我吃惊地看着，想着我从来不会这样和妈妈说话。我当时就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小孩，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任性地把棕色的头发露在帽子外面的样子，不喜欢他把超大的外衣斜穿在身上的样子，左边的袖子完全盖住戴着手套的手。我不喜欢他海蓝色的靴子和他挂在长脸上招人厌恶的愤怒。

真正惹恼我的是他不在乎他们要去干什么，却认为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显然，他没有遇见过约瑟夫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