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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木扇叶——把梳妆台上的纸一页一页地吹到地上。那是格雷汉姆最新的作品,他是那么急不可待,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注意到电扇在我裸露的胳膊、大腿和胸部吹起的鸡皮疙瘩。
他站在床边,脱下背心,我欠着身子抚摸他的三角肌和腹肌、柔软的金发、凹陷的肚脐和他牛仔裤上古铜色的扣子。我听见了。
我听见婴儿的哭声。
比汽车的喇叭声还大,比突如其来的滚雷还要吵,比蒸汽机的轰鸣更刺耳。
我腾地一下起来,从卧室和客厅的地板上捡起衣服。格雷汉姆对婴儿的哭声充耳不闻,求我不要离开。“海蒂!”他说,声音无比温柔,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拒绝,我发誓。“怎么了?”他盯着我,盯着我的眼睛。我套上裙子,穿上丝袜,手里拿着内裤,扣背后的扣子——扣错了扣眼。
“就是……”我说,我的脸红了,无法放开他的手。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我的身体,以一种克里斯不再有的方式注视着我。“我忘了,我还有事。”
我站在格雷汉姆门口的时候听见哭声,大声的、委屈的哭声。我开始跑,鞋跟咚咚地砸在木地板上,格雷汉姆叫着我的名字。
“海蒂。”
但是他没有追出来。
我回到家里,小婴儿躺在粉色毛毯里。
安安稳稳地睡着。
这不是幻觉。
我以为我会看见她身上的毯子像煎蛋边一样卷起来,她愤怒的小手抓着毯子。她的皮肤通红,哭声像牛筋草一样刺耳,急促,尖锐,仿佛哭了好几天、好几周、好几个月似的。
然而,她是安静的。呼吸匀称,恬静舒适地躺在粉色的毛毯里,而我则站在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她在睡觉,我对自己说。我竟然确定——就像确定我在呼吸、我活着一样——我听见了她的哭声,简直匪夷所思。
我冲到她的身边,抱起她幼小的身体,把她从昏睡中叫醒。
“呜呜。”我对着她的耳朵轻轻哼着,“妈妈来了。妈妈不会再把你一个人扔下了。”
杨 柳
马修在箱子里给我准备了可能用得到的所有东西。钱,很多钱,还有一些食物,比如巧克力棒、格兰诺拉燕麦卷和饼干等。我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我在车上找到座位坐好,把箱子抱在胸前,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汽车开到内布拉斯加郊区的时候,太阳在晚冬的天空中冉冉升起。我把箱子平放在上下颠簸的腿上,拧开扣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他像小时候在我的卧室里藏书一样在箱子里放了书,《50州》。我简单地翻了一下,发现他在厚厚的书页中间夹了字条。上面有潦草的黑色字迹:阿拉斯加,太冷;内布拉斯加州,想都别想;伊利诺伊,可以考虑。这是一份指导我去向的说明,这就是马修想做的。
蒙大拿,藏身的好地方。
我犹豫这件事是不是有必要:找个地方藏起来。难道会有人找我?约瑟夫,也许,或者是警察。不可能,我提醒自己。不会是约瑟夫,约瑟夫已经死了。
我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但是没有那么容易。我眼前总是浮现马修冲进我房间时慌乱的眼神,一滴滴的血——黑暗中看不出颜色——挂在刀子上往下流。我一遍又一遍地听见约瑟夫的叫声,耳鸣不止。我尽力不去想我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不考虑马修在那儿,他到底好不好。
我怀疑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我,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情。由此,我缩在座位里,尽可能地藏起来,不看任何人的眼睛,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过道另一边的蓝青色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他穿着黑西装,戴着教士的硬白领,在翻阅一本陈旧的《圣经》。即使对他,我也没有说出迂腐的“你好”。
尤其不能对他。
我闭上眼睛,极力忽视他的存在,假装他不会察觉我的罪恶,不会像警犬一样嗅出气味,寻出端倪。
下午的时候,我透过贴着防晒膜的车窗逐渐认出了外面的景色。绿色的大牌子上有白色的粗体字,我知道那是地名,北普拉特、萨瑟兰、罗斯科……道路旁边有一块小牌子“基斯县界”。这里有我熟悉的刷着白漆的谷仓和牲口圈,被遗弃的倒向一边的木屋。我太熟悉了,尤其是八年前,我最后一次看木屋的时候,它倒在黄色的草地上,四分五裂。我不知不觉地坐直了,鼻子抵在冰冷的玻璃上。我好像听见了妈妈的声音,盖过汽车嗡嗡的轰鸣声传过来:我爱你就像小猪爱潲水。
汽车驶上61号高速公路,路标显示这条路通往迈康瑙希湖,我小的时候在那里搭过很多沙子城堡。阳光明媚的夏天,我总是催着妈妈起床,开着蓝鸟车带我和莉莉去附近的湖边游玩。她总是忘记涂防晒霜,所以我们都被晒伤了;傍晚的时候,雀斑和红鼻头爬上我们的脸,我们的鼻尖一直发烫直到它变成白色。我一直凝视着窗外,车子右转开进了康诺克停车场,就停在速8和舒适客栈的旁边,正对着温蒂餐馆。那个餐馆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妈妈吃饭的地方,恍若隔世。连锁超市还在,载货汽车停车场还在,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全记得。汽车途经奥加拉拉前往柯林斯堡。这是奥加拉拉。
我回家了。
汽车停稳后,乘客们下车到超市去上厕所,买零食。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拎起箱子逃跑。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胳膊和手抖个不停。我把箱子放在前面,推开刚上车的新乘客,小声说着“对不起”和“劳驾”,在狭窄的过道里冒冒失失地挤下车。我遭到了很多白眼。
我清楚地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