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加哥永不停息的风中乱舞。我嗖地一下蹲下去，不能让她看见我站在飘窗前，我希望她能离开。我现在不能见她。她肯定盯着我的裙子看，肯定会发现我系错位的扣子和深色的眼妆，现在它们毅然决然地流到了我的脸上。粉色的内裤和丝袜被揉成球，黑皮鞋又徒劳无功地回到了鞋盒子里。

她一定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她会问起格雷汉姆，她会问起我的宝贝。我怎么说？我怎么解释？

门铃又嗡嗡地响起来，我跪着抱起嗷嗷叫的婴儿，从窗口偷偷地往外看。詹妮弗用手背遮挡着阳光抬头望着我家的窗户，我再一次趴下，不知道她到底看见我没有，然后我又往下瞄了一眼。我们躲在六十多厘米宽的窗下的时候，我险些把婴儿掉到地上。“嘘，”我用和她差不多的绝望求她，“嘘，别哭了。”我的膝盖开始疼。

我的电话响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詹妮弗，她要知道我在哪儿？如果她打到办公室找我，肯定有人告诉她我病了。达纳，优秀的前台，告诉她我得了顽固的流感，我最好的朋友带着咖啡，也许是格雷伯爵茶，过来探望。而我却对她避而远之，跪在木地板上乞求孩子安静，不要出声。

电话不响了，门禁不响了，除了婴儿都安静了。我谨慎地站起来，看不见詹妮弗了，一分钟，两分钟。我在整个小区里搜寻淡色薄斜纹布的夹克，只看到邻居老太太拉着空购物车从楼门里走出来，奔向杂货店。

我长出一口气，确定脱身。我继续恳求我的宝贝喝奶，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放在她的舌头上，盼着她喝。“喝吧，宝贝。”我说。我还没说出口就听见敲门声，我顿时魂飞魄散。詹妮弗，肯定是，格林老夫人出门去杂货店的时候，她端着星巴克的杯子顺势溜进来了。

“海蒂。”她说，然后又敲门——该死的，当、当、当——这声音比任何言语都更响亮。她知道我在。

“海蒂！”她又喊一声，我抱着婴儿迅速跑进屋里，跑到离门最远的地方。我猜我们是被一氧化碳拖累了，必须找个能呼吸的地方。我缩在卧室的墙角里。詹妮弗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了一些。我把百叶窗调到冲上开，这样下面街道上的行人就不会看见了，不过，我确实听见她站在走廊里嘟囔着“我看见你了”和“我知道你在”，不停地拍打木门以引起我的注意。

他们会带走我的宝贝。他们会把宝贝从我身边带走。我乞求着：“求你了，朱丽叶，求你安静一下。”她不喝奶还不停地哭，让我惊慌失措。那个名字——朱丽叶——我脱口而出，是个十足的错误同时又是绝对的正确。哭声没有终止。婴儿佐伊又回来了，她得疝气的时候，大喊大叫，疼得打滚。但是带着佐伊的时候，我不需要躲闪，不需要蹲在卧室的地板上藏起来。

我不知道我们等了多久。一分钟，还是一小时，我说不清，我就是无声地贴着她，求她别哭了。詹妮弗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彻底消失了。电话铃声响了，停了，又响，又停，座机响了，手机也响了。

我从卧室的窗户隔着斜向上方的百叶窗看见詹妮弗的身影，她魂不守舍地在马路上转圈。她抬头看，对着我家客厅的窗户出神。她走了，把一个星巴克的杯子扔进了最近的垃圾桶。我从卧室出来，找到手机，它在门口，詹妮弗肯定听见了。手机上三个未接电话，一个语言邮件，一条短信。

“你在哪儿？”

杨 柳

露易丝·弗洛雷斯再一次提审我。一个看守来到我和迪娃的监室，打开牢门之前她要求我把手伸出监视口，要给我戴手铐。我从上铺下来，双手背在身后。

我们一起走在监狱里。

今天，弗洛雷斯夫人希望我谈谈婴儿卡拉。我坐在她对面的一把破旧的硬背椅子里。“你为什么带走婴儿？”她问。我回忆起那晚的情景，我站在漆黑的森林里，凝视着藏有宝藏的A形房子的窗户。

去过奥加拉拉的老活动房之后，我回到康诺克，已经错过了去柯林斯堡的汽车，那是肯定的。我在售票小姐那里软磨硬泡，终于用旧票折价买了一张新票。她说二十，我极不情愿。可那时天已经黑了。下一趟车要等到凌晨三点多。

不过，我不是直接回到康诺克的。我在陌生人的院子里哭够了之后，去了第五街的墓地，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躺在爸爸和妈妈中间。

然后，我振作起来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A形房子里的每一盏灯都亮着，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保罗·赛格尔在楼上解领带；大莉莉怀里抱着那个多余的孩子，手托在孩子的脑袋的下面，慢悠悠地前后摇荡。一条狗在她旁边欢蹦乱跳，她缓步走到后门，示意它出去：“去，泰森，”我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她轻轻地踢了一下狗的屁股，“快点。”然后关上门。那只狗鼻子出奇得灵，它在树后找到我，舔我。我推开它，装出最严厉的语气低声吼着“走开”！避开它的身体，我仍然注视着房子里的情形。壁炉亮着，赛格尔卧室里（保罗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的电视换到新闻频道。

接着，我看见莉莉。我的莉莉在另一间卧室里，一个人，给一个娃娃编小辫。她坐在紫色的床边上，用两条腿夹住娃娃，在手上绕辫绳。我的莉莉不是小婴儿了。实际上，爸爸妈妈死的时候我还没有她现在大。

她很漂亮，超级漂亮，和妈妈一样。

“你为什么不是带走露丝？”弗洛雷斯夫人问，她掰下一小块松糕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毕竟，露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