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和朱丽叶啊，卡西迪和格雷汉姆啊，我们的邻居格雷汉姆，住在隔壁的那个男人。格雷汉姆，我应该找格雷汉姆帮忙，但是来不及了。我试着劝她：“海蒂，求你了，开开门。咱们聊聊。咱们把这事说开。”但是她不听劝。

我开始想卧室和浴室里所有可能被当作凶器的东西：指甲刀、指甲锉、插座。

我突然想起窗户，五层高，下面是水泥地。

我不敢多想，抓起电话，拨通了911。

“是我妻子，”当调度员问我是什么性质的突发事件时，我绝望地回答，“我担心她……我不知道……她需要帮助。”我快速地摇晃着脑袋，我不知道海蒂还能做出什么事。结束她自己的生命？结束婴儿的生命？三十分钟之前，我会说不，永远不会，海蒂不会。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快点来。”我催促着，然后飞快地说出了地址。

挂上电话，我匆匆地跑到卧室门口，准备破门而入。

海 蒂

起初，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人抽我的血。他们把我按在医院硬邦邦的白推床上，两个男人，两个戴着口罩、手术帽和手套的男人。他们按着我，另一个人把针头扎进我的身体，抽我的血；他从我的身上偷我的血。我踢着，叫着，扭动着……戴口罩、帽子和手套的两个男人把他们的重量全都压在我身上，让我不能动弹，而克里斯无所事事地站在杂物车的后面。他们陌生的脸孔直对着我：他们的脑袋超大，没有头发，他们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又心生敬畏。他们用这个用那个检查我的时候，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我尖叫，但是克里斯远远地看着，却什么也不说。

然后，他们让我坐到桌子旁边，一张折叠桌，配有三把黑色的软垫椅子，墙上挂着一个钟表，还有一面你在电视上见过的不可或缺的单面镜。

起初，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我必须见我的女儿。”我继续喊叫，他们说如果我配合，很快可以见到我的女儿，如果我配合。这是抽血前还是抽血后，我不知道，我分不清。那儿有一个女人，银色长发的老女人，我看见我的朱丽叶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再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不见了。

“你动动啊！”我求克里斯，但是他无动于衷，和几十把桌子椅子一起站在屋子里。他对我无动于衷，他的目光越过我，对我视而不见。他们带我进房间，关门。他都不看我，他可能永远也看不见我了。我像空气、氧气、鬼魂。也许，我就是一个鬼魂，一个幽灵。也许我已经死了。也许在推床上，带口罩的男人并没有抽我的血，而是给我注射了氯化钾，让我去死。但是我的手被铐着，银色长发的女人可以看见我。她问了我许多问题，有关克莱尔·达洛维，她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摆出很多照片，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占据了我的脑海，残忍之至：一个血淋淋的男人、血迹斑斑的床、一个压在他身上的女人的尸体，两个人都泡在血水里，深红色黏稠的血浸透了茶色的裹尸布。

我想起杨柳内衣上的血迹，我开始尖叫。

“他们把孩子带到哪儿去了？”我喊着，徒劳地想把手从手铐里挣脱出来，反而划伤了手腕。为了不让我动，他们把我的手捆在身后，我每次试图站起来去找我的孩子的时候，总有一个警卫过来把我按回椅子里。“他们把我的朱丽叶带到哪去了？”她不回答，我又问了一次。然后我听见了，真真切切的，我听见我的孩子在哭。我的眼睛迅速地扫过隔音屋，在各个角落搜寻我的朱丽叶。是的，她在这儿，她就在这间屋子的某个地方。

“有人照顾她。”那个女人说，但是她没告诉我她在哪儿。我把头伸到桌子底下去找：她在吗？藏在桌子下面了吗？

“伍德夫人？”那个女人敲着桌子提醒我。她缺乏耐心，而且脾气急躁。她拿着录音机和签字笔，“伍德夫人，你在干什么，伍德夫人？”

没有啊。只有褪色的瓷砖，渍着咖啡印、污垢、尘土，让人恶心。

“我必须看见我的孩子，”我说着抬起头盯着她，“我必须看见我的孩子。”

沉默了片刻之后，那个女人，露易丝·弗洛雷斯，自称是律师的助手一类的人，用阴暗的灰色眼睛注视着我说：“你肯定搞错了，伍德夫人。你留下的那个孩子，”她告诉我，“那个孩子叫卡拉·赛格尔。她不是你的孩子。”

我怒不可遏，我发现自己竟然站起来了，对着她怒吼，是她的错，那个孩子是我的，我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动，我拼命挣扎着，我感觉到胳膊和后背的疼痛，但是我顾不上，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卡在车轮下的女人，凭借一个千斤顶就能自己托起三千多斤的重量一样。

警卫飞快地冲过来，命令我：“坐下，马上！”他吼着。这时我看见他了，看得一清二楚：一只杂毛的加纳利犬从屋子的另一头扑过来，龇着锋利的牙齿，怒嗥——狂躁、粗哑的嚎叫声，以示警告。口水垂挂在他裂口的大嘴边缘，他的牙齿像一排长矛，死死地盯着即将进口的美餐。他的双手钳住我的肩膀，把我压回到椅子里，我的肩胛骨被他抠得生疼。他咬我，加纳利犬咬我，迫不及待地咬我，竟然撕裂我的皮肤，鲜血顺着我的胳膊流下来。我看着血和其他的东西都不见了。血是看不见的，我也是看不见的。

我坐下。但是我没有一直坐着。我又一次站起来，推倒警卫，可是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撞到了墙上。“我必须见我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