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人都在里面。他老婆还在大喊大叫，贝斯蒂吉还在吼他老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报警了。我从前台拿起自己的手机，走出大门，回到卢拉身边——嗯，我不想让她一个人躺在那里。我正想打电话报警，让他们赶紧过来。但是还没按下‘9’字[1]，就听到警笛声。不一会儿，警察就到了。”

[1]　英国的报警电话是999。

“是贝斯蒂吉夫妇其中一个人报的警，是吗？”

“是的，贝斯蒂吉先生报的警。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开着巡逻车来了。”

“好，”斯特莱克说，“我想确认一点：你相信贝斯蒂吉夫人的话吗？她听到楼上有个男人？”

“相信。”威尔逊回答。

“为什么？”

威尔逊微微皱起眉头，想了想，眼睛望着斯特莱克右肩后面的马路。

“她从来没对你详细说过当时的情况？”斯特莱克问，“没对你说听到楼上那个男人的声音时，她正在做什么？没向你解释，她为什么凌晨两点还没睡？”

“没有。”威尔逊回答，“她从来没向我解释过。她当时就像个疯婆子，你知道。像落水狗那样抖个不停。嘴里一直念叨着‘楼上有个男人，他把卢拉推下了阳台’。她完全吓傻了。

“但是楼上并没有人。我可以用我孩子的性命发誓。卢拉的公寓里没有人，电梯里没有人，楼梯上也没有人。要是凶手在楼上，他去了哪儿呢？”

“警察来之后发生了什么？”斯特莱克问。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漆黑的街道、纷飞的大雪、破碎的尸体。

“贝斯蒂吉夫人从窗户看到警车来了，立刻又跑下来。她穿着睡衣，丈夫在后面追她。她跑到下雪的街上，开始冲警察大喊大叫，说楼里有个杀人凶手。

“这时，附近到处都亮起了灯。很多人站在窗边看。半条街的人都醒了。不断有人来到街上。

“一个警察守着尸体，并用对讲机请求支援。另一个警察跟我们——我和贝斯蒂吉夫妇——回到楼里。他叫贝斯蒂吉夫妇回他们的公寓等着，接着叫我带他查看楼里的情况。我们再次去顶楼。我打开卢拉公寓的门，带他看了房间和打开的窗户。他仔细检查每个房间。我又带他去看电梯。电梯还停在那一层。我们从楼梯回到楼下。他说要去三楼的公寓看看，所以我用万能钥匙开了门。

“里面黑漆漆的。我们进去的时候，警报声响了。没等我找到电灯开关，关掉警报器，那个警察就往里面走，结果正好撞在了门厅中间的桌子上，撞倒了那个插着玫瑰花的大花瓶。花瓶哗啦一声摔得粉碎。碎玻璃、水、花撒了一地。后来，这事引起了很大的麻烦……

“我们检查了整个公寓，没见到人。所有的柜子和房间都是空的。窗户也都是关好的，而且上了插销。然后，我们回到楼下的大厅。

“这时，便衣警察到了。他们问我要地下健身房、游泳池和车库的钥匙。有一个便衣警察去找贝斯蒂吉夫人做笔录，另一个去大门外，打电话请求更多支援，因为这时街上围观的邻居越来越多了，有一半的人在打电话，有些人在拍照。那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不停地劝他们回家。外面下着雪，非常非常大……

“法医来了以后，他们在尸体上方搭起了帐篷。差不多就在同时，媒体也来了。警察用警戒线和警车封锁了半条街。”

这时，斯特莱克吃完所点的食物。他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又为两人各要了一杯茶，然后再次拿起笔。

“十八号楼有几个工作人员？”

“有三个保安——我、科林·麦克劳德、伊恩·罗布森。我们三个人轮班，全天二十四小时有人在岗。那天晚上本来不应该我值班，但是下午四点左右，罗布森打电话给我，说他胃疼得受不了。我就说那我再值一个班。一个月前，我为了处理一点家事跟他和换过一次班。这次是我欠他的。

“所以本来不应该我在那里的。”说完，威尔逊沉默了一会儿，想着事情本应是什么样子。

“那两个保安跟卢拉也很好吗？”

“是的，他们也会像我这样对你说的。很好的姑娘。”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吗？”

“还有两个波兰清洁工。他们的英语都很差。从他们的嘴里，你问不出多少东西来的。”

斯特莱克在特别调查局专用笔记本上（这些笔记本，是他最后几趟去位于奥尔德肖特[1]的特别调查局时，有一次顺手偷的）龙飞凤舞地记录威尔逊说的话。他边记边想，威尔逊的证词质量很高，非常少见：简洁、精确、详细。绝大部分人受到盘问时，会答非所问，极少有人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不给提问者任何追问的机会。斯特莱克善于扮演考古学家的角色，在别人由于精神原因而变成废墟的记忆中搜寻真相：跟恶棍“推心置腹”，恐吓受到惊吓的人，激怒脾气暴躁的人，给狡猾的人设置圈套。但面对威尔逊，他的这些手段全都使不出来。多疑的约翰·布里斯托漫无目的地到处撒网，但看起来，他的这张网可能白撒了。

[1]　英格兰东南部汉普郡自治市。

不过，斯特莱克有个难以改变的习惯，

那就是做事认真、善始善终——在部队时，他因此受到过表扬，但也因此遭到许多人的讨厌。对他来说，工作马虎和穿着内裤躺在折叠床上吸烟、虚度光阴一样，都是不可原谅的。斯特莱克既是本性使然，也是多年训练所致，又因为像客户尊重他那样尊重自己，继续一丝不苟地往下问问题。

“我们能稍微倒退一点，谈谈她出事前一天的情况吗？你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