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B市的路上，我把09年年初那起监狱血案的前因后果详细梳理了一遍。

2008年9月，围绕徐毅江案的明争暗斗，以神秘组织的完胜而告终——徐毅江保住了性命，于10月被转移至省第一监狱。入狱后，神秘组织继续采取行动，积极帮徐减刑。陈富立说，徐减刑的事，连监狱长都格外重视。

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徐所属的神秘组织的确拥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力量，二，徐毅江对组织来说非常重要，三，在神秘组织和A集团的斗争中，监狱系统是向着神秘组织的。

A集团的目的是让徐毅江死，所以审判阶段完败后，他们自然会继续想办法。比较简单的做法是买通狱警或者犯人，让他们直接除掉徐毅江。但一来，监狱系统并不帮着A集团，二来，这么做虽然简单，却容易留下痕迹和把柄。

与此同时，因为监狱有着极其严格的隔离措施，想让X对监狱内部人员施加影响，也没那么容易。

为此，A集团一直在寻找机会，徐毅江也因此在监狱里多活了三个多月。09年年初，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筹划，A集团终于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以金钱诱惑张瑞林，让X教给他一些暗示方法，再让他以探视的名义接触张瑞宝，对张瑞宝施加影响，从而除掉徐毅江。

那么，张瑞宝杀掉徐毅江之后的自杀行为，是否也在X的预料之中呢？如果是，那这个X未免也太可怕了。仅凭一次传话就能隔空除掉两个人，他的精神力量或许比叶秋薇还要强大。

先抛开这些。如果事情真如我推测这般，那么：张瑞林只是个普通的农民，从未受过任何心理方面的培训，X凭什么确定他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我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的酒店宣传手册——很显然，一个连市里都很少去的农民，绝不可能主动入住五星酒店。一定是A集团帮他做了安排，让他在入住当晚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以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推断：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五星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而且对手续流程完全不懂，一定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这不符合A集团低调谨慎的行事风格。所以，酒店的入住手续一定是提前办好的，登记姓名会是谁呢？虽然有可能是张瑞林，但也很有可能不是。只要有可能性，就值得一探究竟。

梳理完这些，我总算逃离了D乡到处是坑的柏油路，进入了通往B市的平坦大道。我给陈富立打了电话，得知了张瑞林的身份证号，以及他探视张瑞宝的具体日期：2009年2月8日，那正是谢博文死于车祸的前一天。

刚回到B市，付有光就打来电话，说地方已经安排好，让我直接过去碰面。他当晚兴致很高，带了两瓶好酒，我无奈只得奉陪。

一开始，话题始终围绕着《普法月刊》的人物板块。《普法月刊》在法制纸媒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除了公检法，其他一些机构也会订阅。所以，人物板块对个人名望有着不小的提升作用。领导对我很器重，每次选人都会认真考虑我的意见，正因此，我才有机会认识大大小小的官员，甚至得到他们的尊重。

付有光当监区长六七年了，一直就没变动过。他很会使钱，但会使钱的不止他一个，况且钱有时候也不一定好使。所以，他急需一个机会让上面看到自己，这个机会就握在我手里。

大半瓶酒下去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呀，你说现在这个社会是怎么了？贡个钱都他妈得排队！排了他妈的好几年都没轮上我！”

我笑道：“这跟买菜不一样，不是拿钱就有，你缺个机会。”

他仰起脖子笑笑，指着我说：“所以咱俩得互相帮助。”

我敬了他一杯酒，吃了口菜，说：“眼下，我就有件事要劳烦哥哥。”

“别说劳烦。”他摆了摆手，“说劳烦多外气。张大主编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虽然是个小虾米，但在B市地界上，那也是能办点事的。”

我问：“你知道XX国贸酒店么？我想查个入住信息，三年前的，能查到么？”

他警惕地问：“这是要调查啥？”

我假装犹豫，最后骂了几句脏字，说：“我都没脸说，那时候我老婆单独来了一趟B市，还住了XX国贸，我怀疑她是不是跟谁约会了，早就想查查了。”

付有光哈哈大笑，拍了一下桌子，翻了翻手机，很快拨了出去，电话接通后说，“王经理，是我，有光啊。嗯，现在方便么？我这边有个外地来的同志，搞刑侦的，不能声张，得查个你们酒店的信息，嗯，好——”说罢捂着电话问我，“老弟，查什么？”

我说：“2009年2月7号，1727房的住户登记信息。”随后又补充说，“前后一周的也都查查吧。”

付有光转述了我的话，很快皱了皱眉，说：“好，好，我知道了，你不用解释了，我再想办法，这事你要保密，嗯。”挂了电话，他疑惑地看着我，“老弟，你说的那个时间，1727和周围房间的登记信息都找不到了，你真是调查弟妹的？”

我赶紧转移话题：“五星酒店，记录怎么会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