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习惯没有你的日子啦。”他爽朗地笑着。

“我可不希望被人们忘记。”

我们三个人一起朝法院大楼的方向往回走。穿过尘土飞扬的停车场，蓝思警长和我们挥手告别，他还要去一趟位于下一个街区的监狱。

“那辆是贝利法官的车，”兰德史密斯女士指着一辆黑色的帕卡德轿车，“有人说，他的收入不像一个小镇法官。”

“庭审的时候，他令人印象深刻，”我说，“他从不和犯人有太多瓜葛。”

下午的程序是从辩方陈词开始的，由亚伦·弗拉维的律师发言，他名叫西蒙斯，来自库德伯里。看上去他很好地胜任了这个职务，尽管他的发言有点机械，好像判决结果早已经决定了之后走的过场。我没法判断他的想法到底是想赢还是想放弃，因为我是一个陪审员。

开场白结束后，西蒙斯将他唯一的证人—被告人自己—叫上庭来。亚伦·弗拉维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有棕黄色的头发，脸和手臂因为在夏季农场工作的原因变得黝黑。这一周的时间以来，他都和律师坐在一起，表情毫无变化。即使死者的妻子作证说亚伦常常放下手边的农活来和她搭讪，这个年轻人也只不过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似乎忆起了那些七月骄阳下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西蒙斯紧张地搓着双手，这个动作他之前重复了好几次，“请你自己告诉大家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的下午发生了什么。”

“好，”弗拉维开口了，挠着额头，“从早上开始，我就一直在田里干活儿—把干草搬到农场里面去。当时只有我和华尔特—加斯特罗先生，因为另一个工人那天生病了。”

“你那时住在加斯特罗的房子里吗？”

“没错。从春种季节开始我就住在那儿，帮忙干一些农活。”

“这期间，你和加斯特罗太太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

“绝对没有，先生！她是我老板的妻子，就这么多。她负责准备一日三餐，有时候我会帮她做一些家务事。”

“我们知道，死者的遗孀加斯特罗太太正是二八芳龄—与她死去的丈夫相比，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更加接近。我们收到一些情报—镇上的传言之类的—大致是说你们之间有些不光彩的事。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不，先生！”

亚伦·弗拉维的回答响亮而坚定，但我注意到他说话的时候，手在证人席的椅子上紧张地摩挲，加斯特罗太太之前也有相同的动作。

夫妻紧张时会有些相同的习惯，不知道情人是否一样。

“请继续陈述有关那天下午的证词，弗拉维先生。”

“好的，我当时正在谷仓里，这时加斯特罗先生从田里回来，他说在远处有一群讨厌的乌鸦，让我去房间里拿一下猎枪，他要把它们赶走。”

“你照办了？”

“是的。”

“加斯特罗太太当时在房间里吗？”

“是的。”

“你有没有和她谈话？”

“我印象里是没有。”他在裤子上擦干了手上渗出的汗水，偷瞄了一眼陪审席上的陪审员们。

“你从家里把猎枪拿走的时候，猎枪有没有上膛？”

“在往谷仓走的路上，我装了两发鸟弹。”

“为什么这么做？”

“只是为了帮加斯特罗先生一把。他要去对付那些乌鸦，我想帮他把准备工作都搞定。”

“你到达谷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他就站在门里面，因为我是从阳光刺眼的室外走进去的，所以没注意到地上的挤奶椅。我被这个椅子绊了一下，就在我试图稳住身体的时候，枪就走火了。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胸口，我向上帝发誓，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然后你做了什么？”一种挤奶时使用的工具，可防止牛脚碰倒装奶的桶。

“我朝屋子跑去，找来了加斯特罗太太。他的状况非常糟糕，流了很多血。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贝利法官一直饶有兴致地听着证人发言。这时他身体前倾，向法庭工作人员指了一下桌上的空水壶。老蒂姆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水壶拿走了。很明显，他没有趁中午休庭的时间将水壶灌满，所以现在他要去陪审席对面墙上的饮水器取水。他先放走了水管里的泡沫，接着将水管接入水壶，注满了四分之三的高度。接着，他又一瘸一拐地回到法官面前，将水壶放在三个玻璃杯旁边的托盘上。

“很抱歉打断了证词陈述，”贝利法官说道，“好几小时没喝水了，喉咙有点儿渴。”

我扫了一眼法庭后方，发现了那个新来的医生罗伯特·耶鲁，他悄悄地溜进了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坐下。我起初认为他有什么急事找我，后来我发现他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审判。

我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法官席，贝利法官似乎对西蒙斯提出的新问题视若无睹，他拿起最靠近自己的一个水杯，透过眼镜死死盯着杯子的边缘。

“……然后，加斯特罗夫人就叫来了蓝思警长。”亚伦·弗拉维继续说道。

贝利法官的手指在杯子的边缘绕了一圈，很显然他发现那上面有一小块裂缝或是缺口，于是他把这个杯子放回托盘，从剩下的杯子里拿了一个。他举起水壶，往杯子里倒了半杯水。

“枪击纯属意外？”西蒙斯向被告提问。

“百分之百的意外！我发誓！”亚伦·弗拉维的面孔因为情绪激动而变得扭曲，仿佛重历了一番那可怕的回忆。这时我认为他是个无辜的人，否则就是一个杰出的演员。贝利法官将水杯举到唇边，喝了一口水。

随即他脸色大变，将杯子放回桌上。紧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