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斯走在前面，那两个男人跟在后面。第二辆车里的那个人还坐着不动，仍旧在那里看报纸。

他们走到门前时，彼得斯停下脚步，等后面两个男人走上前来。一个男人的左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开门的时候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手插在口袋里，掩护着同伴。

“他们也太谨慎了。”利玛斯对彼得斯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瞎操心。”彼得斯回答说。接着转身对其中一个男人用德语说：“他马上过来吗？”

那个德国人耸了耸肩，向车那边看了一眼说：“他就过来，他喜欢一个人来。”

那个男人领着他们走进农舍。这房子像是打猎人用的小屋，半新不旧的。屋里只有顶灯，显得有些昏暗。这地方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有股霉味。像是平时不住人，这次特地选来用一用的。在屋里仍能辨别出一些公用设施的痕迹—贴有火警逃生提示，门被漆成这里常见的绿色，门上装着结实的弹簧锁。客厅里布置得很舒适，放着的深色家具很厚重，只是已经很旧了。屋里当然免不了挂着苏联领导人的画像。利玛斯从这些细节中能感到“部门”的一些官僚作风。对他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自己这边的圆场也是个很官僚的部门。

彼得斯坐了下来，利玛斯跟着坐下。他们等了十分钟，也许还要长一些，彼得斯对那两个笨拙地分站在屋子两端的男人中的一个说：

“去告诉他我们在等他。给我们找点吃的来，我们饿了。”那个男人向门外走去的时候，彼得斯又叫道：“还要威士忌，让他们送威士忌和酒杯来。”那个男人不情愿地耸了耸粗壮的肩膀，出去时没有关上门。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利玛斯问。

“来过。”彼得斯说，“来过几次。”

“来干什么？”

“就这种事情。每次都不一样，反正都是工作。”

“和费德勒一起来的？”

“是的。”

“他这个人怎么样？”

彼得斯耸了耸肩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他还行。”这时利玛斯听到屋子那边有些动静，他转头看到费德勒就站在门口过道处。一只手拿着一瓶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和矿泉水瓶。他身高不超过五尺六，穿着深蓝色的单排扣西装，上衣长了一些。他身材匀称而结实，棕色的眼睛很明亮。他并不看着他们，而是看着门边的那名守卫。

“走开。”他说。说话带有轻微的撒克逊鼻音。“去让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

“我早就让他们去了，”彼得斯叫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把吃的送来。”

“他们都是些大傻瓜。”费德勒用英语平静地说，“他们觉得给我们送吃的委屈了他们。”

费德勒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时期。利玛斯想起这点，也察觉到了他说英语的口音。他的父母曾是德国的犹太难民，都信仰共产主义。他们直到1946年才重返故土，急切地献身于建设一个斯大林式的德国。

“你好。”他对利玛斯说，接着随意地说了一句，“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费德勒。”

“你的路走到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利玛斯立即问他。

“我的意思是，彼得斯和你说得都不对，你不会再向东走了。对不起。”他欣快地说。

利玛斯转向彼得斯。

“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是真的吗？告诉我！”

彼得斯点了点头。“是真的。我是中间牵线的，必须这样做。对不起了。”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

“不可抗力。”费德勒接口说，“对你的初期审讯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那里只有大使馆才能提供信息传送途径。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没有大使馆，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的联络部门就给我们联系了一些目前不属于我们的通讯联络设施供使用。”

“你们这些浑蛋，”利玛斯气愤地骂道，“可恶的浑蛋！其实你们清楚我不会把自己全都卖给你们，所以才这样对我，是不是？所以你们才去求助于俄国人。”

“我们是使用了苏联在海牙的大使馆，不然怎么办？在那之前，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事情。变通一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想到，事实上没人想到，你们英国人那么快就盯上了你。”

“没有想到？你们派人引我上钩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费德勒，你说的是真话吗？是不是？”头儿对他说过，要一直表现得讨厌对方。这样他们反而会重视你提供的情报。

“真是太荒唐了。”费德勒生硬地回答。他对着彼得斯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彼得斯点点头站了起来。

“再见，”他对利玛斯说，“祝你好运。”

他挂着疲倦的微笑，对费德勒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伸手去开门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再次对利玛斯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他似乎在等着利玛斯的回应。利玛斯可能并没有听进他说的话，他面色惨白，双手放在身前，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彼得斯还站在门口。

“我早就应该知道。”利玛斯说，因为非常气愤，他说话有些走调，“我早就应该猜到你们没有那个胆量自己做这件事情，费德勒。你们这种垃圾国家出来的人只能做些零碎的活儿，全靠你们的老大哥照顾着。其实你们这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他用手指着费德勒骂道：

“我了解你，你是个虐待狂。这是你的本性。你二战时期在加拿大，对不对？躲到那种太平地方去。你要是听到飞机轰炸声，肯定要躲到你妈妈的围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