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卧室、一间浴室和厨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单罩起来。

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涂黑窗户上，因为从去年9月开战，这栋房子就没人住过。

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后，我们大胆钻进屋外的黑夜中，很幸运在库达姆大街上拦到计程车，愿意载我们去蒂尔加滕区[6]外围的智利大使馆参加舞会。主人莫尔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曾派驻马德里担任大使，尽管智利政府亲共和派，大使馆却收容了3000多名会遭到枪决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馆里长达三年，睡在地板上、楼梯上，挤得到处都是。莫尔拉不理会来自共和政府的压力，没有交出一个人。同一时期，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阿尔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遭到礼貌的拒绝，随后被捕处决。相较之下，莫尔拉的表现更令人钦佩。

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刚开始我还担心认识的人不多，很快却发现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见过面（蜜丝曾在1938—1939年冬天来柏林探望塔蒂阿娜）。初次见面的包括维尔切克姐妹，两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装扮入时。她们的父亲是德国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哥哥汉西和他可爱的新娘西吉·冯·拉费特也在场。还有很多朋友，像是罗尼·克拉里——非常英俊，刚从鲁汶大学毕业，一口地道的英语。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因为我的德文还不太溜。在场的年轻男士多半来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稍晚，智利红歌星罗西塔·塞拉诺献唱，对着年仅19岁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让他好不受用！我们好久没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点才回家，一票人全挤进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时外交官的车里，他是维尔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们仍在费力找工作，并决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业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面谈。他颇友善，而且立刻让我们考试，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紧张。他唤人推出两台打字机，还送来速记本，然后用极重的口音、极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长串，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糟糕的是，我们俩最后交出来的信，内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但我们不能等太久，这段时间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已停摆，柏林没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说法语或英语的秘书。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汉西·维尔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费特来家里喝茶；她真是个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德国美女”。晚上赖因哈德·施皮兹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去一家名叫“西罗”的夜总会喝香槟、听现场演奏，现在公共场所已禁止跳舞。

1月13日，星期六

母亲和乔吉在天蒙蒙亮时抵达。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乔吉了，他还是老样子，非常迷人，对母亲很体贴。母亲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很差。立陶宛逐渐苏维埃化，他们经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该离开了。父亲决定暂时留下，因为他在等着做一笔很大的生意。

1月14日，星期日

我们把母亲和乔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馆的钱——他俩身上加起来只有40元！我们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务状况凄惨。他们想留在这里，无疑大错特错：这里天气寒冷，食物不够，政治状况又极不稳定。我们试着劝他们去罗马，母亲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城里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因为除了随战争范围如油渍般扩大，数目不断锐减的各大使馆驻派人员之外，柏林毫无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现在城内全是年轻单身汉，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不是军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总会。伊连娜已在罗马安定下来，就算只考虑气候这一项因素，生活也会舒服很多，况且一等到我们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钱过去。

1月15日，星期一

政府新法令：只有星期六及星期日才准洗澡！真糟糕，住在大城市里这么脏，而且泡澡是少数几种保暖的方法。

1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陪家人。母亲的精神很脆弱，亚历山大死后，她受了不少苦，现在症状陆续出现。

1月18日，星期四

乔吉胃口奇大，食粮（我们从弗里德兰带来的一些牛油和香肠）正迅速消失，令我们更加觉得他们应该去罗马。他若留在这里一定很快就会营养不良。感谢老天，至少意大利尚未参战，也还没实施食物配给。

1月19日，星期五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德国新闻广播电台英语部门上班，或许能帮我找份工作。我们现在愈来愈焦急，美国大使馆一直没下文，又不能去烦人家。家人来投奔后，我们已濒临破产，仅剩的钱也在迅速消失中。我们去见过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人，可惜他们需要一个德文速记很强的人，这方面我们俩都不拿手。

德国新闻广播电台等于是德国的BBC。蜜丝进去之后，曾经在未来的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腓特烈街的办公室，花一个早上听英文口述打字。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测验，非常简单，只测验速度。他们说会再通知我。那个地方像个疯人院，为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