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播报时间，每个人做事都像火烧屁股。我碰到在捷克出生的前世界网球冠军罗德里克·门策尔，他可能成为我未来的同事。

1月27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认识一名男士，建议她去他的办公室上班——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他们需要法文流利的人。这里的朋友大多劝我们别去美国大使馆工作，身为外国人，我们或许早已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德国现在又和苏联友好，我们是白俄人，已经够糟了，而且以前我们还替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现在我们这么穷，不论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非接不可。美国大使馆仍毫无音讯。

前几天在朋友家，有人介绍我认识柏林最有名的女主人，冯·德克森太太。她用手撩过我的头发——令我生厌——然后问我们是白俄还是赤俄，如果是后者，“你们便是我们的敌人！”令我颇为惊讶，德国和苏联现在不是亲热得很吗？！

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俩都开始正式上班：我进德国广播电台，塔蒂阿娜进外交部情报司。我的办公室群龙无首，每个人都在发号施令，不过听说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是最后做决策的人。我们俩的薪水都是300马克：扣掉110马克的税，还剩下190马克。必须凑合着过。

1月30日，星期二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抄录有关英国经济战大臣[7]罗尼·克罗斯的冗长故事；战前塔蒂阿娜去英国时正好住他家。我的直属上司E先生蓄了一撮非常巨大的仁丹胡，似乎大半辈子都住在英国，他太太也和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两人都是中年人，显然是个大麻烦。他整天口述文件，多半是诽谤文章，错综复杂，到最后常变得无法理解。德国人若外国语文学得好，通常就会变成这样。我从早上7点一直打字打到下午5点，纸一抽出打字机，E先生便对着纸猛敲，纠正错误。这份工作还有人上夜班，日以继夜地进行。

蜜丝为了顾念某些人物的生还家属，少数情况下人名只用缩写，不过这些人都不具政治色彩。

今天美国大使馆终于打电话通知有工作了，两份薪水都比我们现在拿得多，可惜太迟了。

2月13日，星期二

母亲和乔吉今早离开，去西里西亚探望奥尔加·皮克勒。我们希望他们能在那里待久一点，恢复元气后再前往罗马。

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点左右才回家。每天通车进城的时间十分漫长。塔蒂阿娜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8点，还经常加班。

2月22日，星期四

经过两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个已付费的包裹，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真是非常幸运。

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举办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大使住在城郊。我不喜欢看到美丽的俄国圣像挂在留声机上，这些外国人着迷于搜藏圣像，随处乱挂，令我们这些东正教教徒大为震惊。我提早离开，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许文·祖尔·利珀—比斯特费尔德从齐格菲防线（盟军替德国在1938—1940年间所修筑，大致与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平行的碉堡及据点网的名字。后来因为一首英国通俗歌曲《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晒衣服》而声名大噪）归来。

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国教堂内的圣诗唱得美极了。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礼拜待在家里弹钢琴，四周围绕奥尔加·皮克勒鬼气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单。

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严重，决定这几天晚上都待在家里。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认识了一大票西线上的男孩。

3月12日，星期二

正从西里西亚赴罗马途中的母亲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说乔吉不见了。火车停进小站时他去检查行李，没想到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车厢卸下来挂到另一截火车上，现在他正随行李驶往华沙。两个人的车票都在他身上，他没有护照，口袋里只有五马克。母亲只好满怀希望地在维也纳等他。

3月13日，星期三

去参加弗雷德家的派对。我到的时候，只有双胞胎姐妹埃达（“迪基”）和卡门（“西塔”）在，她们陪我在浴室里整理头发、聊天，很骄傲地拿西班牙内战时期雅各将军及莫斯卡多将军的信给我看；那时她们替驻守西班牙的德国秃鹰军团担任护士。现今世界名流她俩全认识，包括教宗本人。这是她们的嗜好。

德国秃鹰军团是德国空军的一支单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队于1936年组成，使命为帮助西班牙内战的民族主义者，其中还包括专业的医护人员。

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纳索家。她虽在俄国出生，却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来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国人。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诺在这里的意大利大使馆工作。稍后，一大群意大利女士来串门，显然每个人都在为戈林元帅的新生宝宝织小衣服，有点太肉麻了吧！

3月16日，星期六

海伦·比龙来喝茶，我们在弗里德兰及这里的男主人卡尔—弗里德里希·皮克勒也来了。他一如往常，非常乐观，认为战争将在圣灵降临节前结束。虽然他对我们一直很好，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后来，大家移师到邻居阿加·冯·菲尔斯滕贝格家里，她开了香槟。

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