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一直持续到深夜，许多人的拇指都划破了，原来没人是开蚝专家。

第一次空袭后，隔天早晨我抽空到附近一家小店去试戴一顶帽子，虽然附近房屋全在燃烧，我却十分渴望拥有那顶帽子。今天我决定去那家店按铃——奇迹中的奇迹！——居然有位面带微笑的女售货员出来开门：“殿下可以试戴看看！”我试了，可惜身上穿着脏兮兮的便裤，很难判定效果。托尼和罗玛莉接着载我去艾伯特家，等到下午4点，一辆卡车终于在门口出现。车上载了很多城外瑞典侨民的家具和大皮箱，但公使特准我们搭这辆车。出了柏林城界后，司机会让我们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然后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搭上南向火车。艾伯特太太爬上前座，坐在两位戴钢盔的瑞典驾驶员旁边，其他人——父亲、安德罗尼科夫公爵、艾琳·艾伯特和我——则钻进后车厢坐在行李上，周围堆满格子花呢的皮箱和篮子，我的新帽子则装在一个大纸袋里——只缺少一只民俗故事里的金丝雀！另一位瑞典人挤进后车厢后，外面的人把油布扣紧，我们立刻置身一片漆黑中，开始上路。

因为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车子往哪个方向开。在路况颇糟的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后，抵达距离柏林63千米、一个名叫托伊皮茨的小村庄；司机请我们下车。

因为我们身上都戴着“轰炸灾民”的牌子，再加上司机介绍，当地整洁的小客栈以为我们是瑞典人，同意让我们留宿过夜。大家先在酒吧里集合等待房间准备好，行李堆放四周。主人请我们喝真正的茶，然后大伙儿吃离开之前就准备好的鲔鱼三明治，配上用大酒瓶装的香槟。这顿“晚餐”吃到一半，空袭警报突然响起——由客栈主人的儿子在后院里吹一种喇叭！老实说，我们很想跳上床去睡觉，可是当地人显然把空袭看得很严重，很不以为然地斜睨我们，我们只好待在原地。其实他们可能是对的，此地毕竟离柏林不远，而且根据托尼·绍尔马的经验，就连偏僻的乡村也不见得安全。高射炮很快开始发射，接着是机群飞过头顶、再熟悉不过的轰隆声响。艾伯特太太选在炮声特别密集的时刻，突然用浓重的美国腔说：“至少我们可以为一件事感到自豪……我们都亲眼目击了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这句话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

我承认这几个晚上令我神经紧张；即使隔这么远，也知道这又是一次严重的空袭。后来我们得知一枚空雷击中矗立在我们那片小广场入口处前方的房子，玛莉亚和海因茨·格斯多夫正好躲在那栋建筑的地窖里，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比自己家里的地下室安全。结果那栋房子塌了，把他们埋在瓦砾堆底下，幸好隔天早晨就被挖了出来，并未受伤。

我们这里的警报解除后，主人带我们去看房间。一间给我们三个女生住，另一间给父亲和安德罗尼科夫。床虽然有点潮，却很舒服，铺有厚厚的鸭绒被。艾伯特太太打了一整夜的鼾，声音奇大。但我们已觉得身在天堂，因为本来以为在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之前都得睡地板的。

11月28日，星期日

一大早起床搭巴士去最近的火车站。火车挤得水泄不通，差一点儿上不了车。两个小时后，到达柏林南方的重要中转车站科特布斯。结果因为拖着行李来不及穿越铁轨，只好眼睁睁看着往莱比锡的火车开走。幸好有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热心帮忙，替我们扛所有的东西，还带我们去一间特别为“轰炸灾民”准备的候车室。我们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他们请我们吃涂了厚厚一层牛油、夹香肠的可口三明治和浓汤，全部免费。这都是“人民福利会”的德政，遇到紧急状况，他们的确非常有效率。第一天空袭后，人民福利会便在柏林所有灾情惨重的街上组织了户外厨房，整天随时供应往来路人可口的汤、浓咖啡和香烟，全是店里买不到的东西。

下午1点，我们终于挤上一辆开往莱比锡的慢车；大部分时间都得站着，6点抵达。我们已在路上折腾了24个小时（平常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艾伯特母女替我们找了不少麻烦，因为她们习惯不停大声讲英语，一个在车厢头、一个在车厢尾对吼：“甜心！”——“达令！你没事吧？”父亲直冒冷汗，其他的乘客却似乎并不介意，因此未生事端。

一到莱比锡，大家立刻冲进车站餐厅，先梳洗一番，再吃一顿丰富的晚餐，用葡萄酒配维也纳炸肉排。餐厅里甚至还请了一个乐团演奏舒伯特。半个钟头后，柏林特快列车驶进站，不消说，又是挤得人山人海，拳打脚踢一阵才挤上车。一个女人就在我面前被推到铁轨上，幸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拖救起来。我们得知有几位乘客两个小时前才从柏林顺利上车，有点儿气恼。不过戈培尔最近下令所有年轻人都必须留在柏林，艾琳和我生怕到了车站会被挡下来。

本来希望梅特涅家族的车会到埃格尔来接我们，却不见车子的踪影，只好又等了两小时，搭上一辆慢车，清晨5点才抵达柯尼希斯瓦特。城堡内有冷晚餐等着我们，吃完后，我躺在塔蒂阿娜的床上和她聊到天亮。

柯尼希斯瓦特　11月29日，星期一

花一整天时间描述我们的历险过程；现在很难让没经历过的人了解柏林城内的景况。晚餐后每个人都立刻上床睡觉。

我很不习惯这里全然的寂静。

我利用这段清闲时间将过去几天的经历写下来，却傻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