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难分辨希特勒及其走狗与所谓的“好德国人”，也愈来愈难同意让肃清纳粹分子后的德国重新加入文明国家的阵营。再加上除了得自少数个体的保证及承诺之外，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希特勒并不代表整个德国。诚如艾登爵士1940年5月所说：“希特勒并非一独立现象，而是一个显示大部分德国国情的病征。”丘吉尔接着在1941年1月20日指示英国外交部，忽视所有来自德国国内的和平试探性接触：“我们对于这类询问及提议，一律应以沉默回应……”

亚当·特罗特及他参与反纳粹活动的朋友们所面对及努力想克服的，便是这样一堵不信任与充满敌意的墙。1943年1月，罗斯福总统更在卡萨布兰卡做了最后的答复：“无条件投降！”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面对如此的绝境，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来和我们吃晚餐。她已搬进男演员维利·弗里奇在格林瓦尔德的一栋可爱小屋里。弗里奇在一次空袭中精神崩溃，仓促离开。据说他躺在床上啜泣了一整天，被他返回柏林的太太发现，带着他离开德国。现在阿加和担任外交官多年、迷人的乔吉·帕彭海姆合住；后者刚从马德里被调回来，可能是因为他姓氏的关系（帕彭海姆是德国最老的姓氏之一）。他的钢琴弹得极好。

我获准请四周病假，不过可能必须分两次休，而且得先训练一位助理，好在我休假期间代理我的工作。

7月20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正坐在办公室楼梯上聊天，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突然冲进来，双颊绯红，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兴奋。他先将罗玛莉拉到一旁，然后问我有何计划。我说上级并不确定，但我希望能尽早离开外交部。他要我别担心，说几天后就会尘埃落定，每个人未来的情势都将明朗化。然后，他要我跟罗玛莉尽快一起去波茨坦，说完便跳上车开走了。

我走回办公室，拨电话给瑞士公使馆的珀西·弗雷，取消我跟他的晚餐约会，因为我宁愿去波茨坦。等待电话接通之际，我转向站在窗边的罗玛莉，问她戈特弗里德为什么那么激动，是不是和“密谋”有关系？（当时我还拿着听筒！）她悄声说：“没错！就是！已经完成了！今天早上！”珀西就在那个时候拿起电话，还拿着听筒的我又问：“死了？”她回答说：“对，死了！”我挂上电话，捉住她的肩膀，两人绕着房间跳起华尔兹来，然后我抓起几份文件，把它们塞进第一个抽屉里，对着门房大叫道：“我们要出去办公事！”便奔去动物园车站。去波莰坦途中，她附耳告诉我细节，虽然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却无意克制兴奋及喜悦的情绪。

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最高司令部召开会议，一位担任高级参谋的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在他脚边放了一枚炸弹。施陶芬贝格等在外面，直到炸弹爆炸，看见希特勒浑身是血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后，才跑回他藏在附近的车子上，和他的高级副官维尔纳·冯·海夫腾一起开往当地机场，飞回柏林。当时一片混乱，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已逃脱。

一抵达柏林，他径自前往班德勒街上的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部已同时被密谋者接管，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海尔多夫及其他许多人都在那儿集合（指挥部就在沃伊什街的运河对岸）。今天晚上6点收音机将对全国广播希特勒已死，新政府已形成。新的帝国总理将由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担任；他的背景为社会党员，同时是公认的杰出经济学家。我们的舒伦堡伯爵或冯·哈塞尔大使则将出任外交部长。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用最杰出的人才组成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可能是一项错误。

37岁的施陶芬贝格加入反纳粹阵营的时间较晚，1943年7月才被吸收。年轻时，他也和许多爱国的德国人一样，相信希特勒能够将德国从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中拯救出来。后来他在隆美尔麾下赴非洲作战，负伤严重，失去一只眼睛、右臂及左手的两根手指——这样的残疾使他的戎马生活中辍。1944年6月，他奉派担任后备军的参谋长，该部队的副指挥官奥尔布里希特上将便是资深的反纳粹密谋者。施陶芬贝格因为职务关系，必须定期亲自向希特勒汇报。由于希特勒的随从之中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刺杀他，施陶芬贝格决定择机自己下手。

头两次的刺杀计划——分别订在7月11日及15日——皆临时取消。适时军中不断有人遭到逮捕，显然盖世太保已展开肃清行动。7月20日，希特勒再度召见施陶芬贝格，他便决定不计一切，采取行动。

等我们抵达波茨坦官邸时，已超过6点。我先梳洗，罗玛莉冲上楼去。才过几分钟，我便听到门外拖沓的脚步声，她走进来说：“收音机刚才广播说：‘一位施陶芬贝格伯爵企图谋杀元首，但上帝拯救了他……’”

其实在6：25发布的第一次广播并未指名道姓，只说：“今天有人以爆炸物企图谋刺元首……元首本人除轻微灼伤及瘀伤之外，并无大碍，并立刻恢复办公，并依照行事历接见指挥官长谈。”只有在接下来的评论中，发言人才暗示（“敌方工作”）主事者是谁。不过刚开始希特勒并不知道那枚炸弹其实代表一次欲推翻纳粹政权的大密谋，直到后来他得知柏林、巴黎及维也纳军部同时被接管之后，才恍然大悟。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