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了他的确也被关在那座监狱里。我将负责送食物给他，因为我们必须尽量分开行动。

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切面包和烤一只奥托·俾斯麦送来的很小的鸡。然后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给大使，一份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份给亚当。罗玛莉还准备了水果和蔬菜给托尼，因为后者不准吃面包和肉，或任何补充精力的东西。狱方故意饿他们，好逼他们“合作”！

珀西·弗雷开车来接我们，然后让我们在离监狱一段距离外的地方下车。罗玛莉教我该怎么做，但我仍然双腿发软。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监狱是一栋红砖建筑，从外面看就跟普通军营一样。我们约好由我要求见伯爵，罗玛莉从另一个入口去找托尼。等我出现后，她再进去递送给戈特弗里德和亚当的包裹。

每座大门都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进门后是中庭，然后是一扇巨大的前门，也由两名党卫军把守，他们把我拦下。我说我想找盖世太保谈话，其中一名警卫便领我沿着一条宽阔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丝雀黄的巨大铁门前，门的左方有一个小窗，窗后坐了一个胖子，也身穿党卫军制服。他问我想干什么，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给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他叫我等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同时铁门打开好几次，走出几名警卫。每次我都乘机往里面瞄，看见一大块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状铁皮楼梯间，通往高低不同的平台；牢房便沿平台两边延伸出去，牢门都没接到屋顶，就像低级厕所的门。整个地方非常嘈杂，警卫穿着厚重马靴踱来踱去，彼此吹口哨、大声吼叫，景象令人作呕。不一会儿那名狱卒就回来了，问我伯爵的教名是什么。我迟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维尔纳”。那人注意到我犹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对他这么感兴趣，起码该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回嘴道：“绝对不可能弄错的。大家都知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只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岁，我从来没直呼过他的名字。”他接着叫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伯爵的全名，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我又加了几句问候的话，问他需要我再带什么来。交出那张纸时，我的心往下一沉，不过已经走到那步田地，也无所谓了；如果他们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见他跟两个同党商量了一会儿。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把包裹丢还给我，不屑地说：“他不在这里！你若想打听别的事，去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问！”我觉得全身不对劲地走出来，然后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见自己的脸：是绿色的。

我把经过情形告诉罗玛莉，决定先回家，让她继续去尝试递送她的包裹。等她回玛莉亚家时，似乎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在哭，说她在监狱里等那位替她传纸条给亚当的狱卒，后来他终于出现，却仍然不理她。她只好放弃离开。另一名狱卒一直在旁监视她，跟着她出来，一直走到地下通道，然后对她耳语道：“为什么你还每天都来？他们把你当傻瓜耍！我注意你很久了，看你传信进去，告诉你：他已经死了！”他指的是亚当；他大概以为她很爱亚当。然后他又说：“我再也受不了看那些人受罪了。我快疯了。我决定回前线，当初我根本不想要这份差事。你送进去的那些纸条，其他人看了，都快把腰笑断了。求求你，听我的话，别再回去！尽快离开柏林。现在有人在监视你。替你传纸条的那名狱卒也已经被调回总部了，他们也不信任他……”当初就是那个人叫她写纸条给亚当的——“他一定会很高兴！”罗玛莉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

莱特街监狱于1840年建成，仿照伦敦本顿维尔监狱的设计，建筑呈星形，共有四道侧翼，其中一道为军方监狱，由军方管理，另外两道由盖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大部分“七月密谋”的涉案人犯都关在这里。

根据生还犯人后来的描述，狱中情况凄惨：四面墙、一张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里钉一张靠墙的小桌、一个临时拼装的马桶——由警卫提供旧报纸做为草纸，没有纸笔，没有书，没有报纸，不准去中庭散步透气，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警卫由一般狱卒担任，但他们也受到党卫军严密的监视；这些党卫军多为德裔外国人，从东欧迁回德国，因长期在俄国打游击战，早已习惯残暴的行为。打扫牢房、送饭及传送刮胡用具的工作，都由模范囚犯担任；他们多为犹太人、别的政治犯或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除了后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多数拒绝帮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范囚犯经常成为犯人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管道。

牢房内从傍晚到天明都点着灯，只有碰到盟军轰炸机群飞越上空才熄灭。空袭时警卫躲入地窖，犯人则戴着脚镣手铐待在牢房内。有一次，一道侧翼被炸中，许多人犯因此遇害。奇怪的是，好几位生还者都表示，遭到轰炸时其实是他们感觉最平静的时刻，因为那是唯一不受监视的时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几位神职人员。天主教的神父借贿赂或与警卫友好，甚至能够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忏悔：由模范囚犯用密封信封传送告解内容，再用另一个信封带回神父的赦免词和一片圣饼。因此囚徒即使面对单独幽禁以及绝对不准开口交谈的规定，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仍在监狱中形成一股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