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看来有些纳粹党员已在替自己铺后路。

大战结束后，各方证据透露，德国面对即将来临的失败，就连党卫队——从希姆莱开始——也开始举棋不定。希姆莱早在1942年便曾问过他的芬兰按摩师克斯滕：“你觉得那个人是不是疯子？”他同时开始建立希特勒的医疗档案。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对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动摇，于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莱向盟军提出和平试探。

有些党卫军高级将领的态度更积极。如刑事警察局长、党卫军奈比中将，虽然自己曾在东欧屠杀无数，却与“七月密谋”集团走得很近，后来亦被处绞刑。有一段时间，党卫军施坦因纳将军及迪特里希将军——后者担任希特勒私人护卫队队长多年，亦是1934年执行他所策划之“长刀之夜”的主要领导人——曾共同计划突击希特勒的司令部。接替卡纳里斯管理军事情报局及安全局合并后情报机关的党卫军舍伦贝格亦曾打算绑架希特勒，交给盟军。“七月密谋”事发期间与之后，希姆莱驻法国巴黎的党卫军代表奥贝格中将亦态度相当暧昧。轴心国军队在意大利投降，党卫军沃尔夫中将是关键人物。1945年春天，安排帝国行政总监希姆莱与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会谈的便是舍伦贝格，希姆莱因此在最后一刻决定结束战争。

皮策·西门子昨天来吃午餐；她是玛莉亚·格斯多夫的好朋友，还在为她和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一起被绞死的兄弟彼得·约克服丧哀悼。以如此传统的方式纪念如此反传统的死亡，似乎完全无法表达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哀恸。她问了我许多关于亚当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朋友，但我们并没有提起他的兄弟。我会无言以对。

手上为了打开托尼在被捕前带给我们吃的生蚝所划破的伤口，至今尚未消失。

维也纳　9月6日，星期三

待在柏林的最后一晚与阿加·菲尔斯滕贝格与乔吉·帕彭海姆共度。乔吉陪我坐电车回家，一路吹奏口琴，令同车的乘客大乐。结果他留下来过夜，因为只有玛莉亚和我在家，我们怕又有空袭，希望有个男人在旁边。他睡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我睡另一张。早上厨子老玛莎叫醒我时，哼哼鼻子说：“我年轻的时候哪能这样！都是‘七月密谋’，把整个世界都闹翻了！”

1945年1月至9月

自从1944年9月请病假离开柏林后，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战尾声。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与塔蒂阿娜及保罗·梅特涅在维也纳停留数天，做了彻底的健康检查，结果埃平格教授诊断，我至少两个月无法工作。他发现我甲状腺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