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克里斯钦，哪还会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饭后我们泡了一个舒服的澡。整间浴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满了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声，原来是格察·帕贾斯维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一起开车过来，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带来了。不仅如此，格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拖车，挂在车后，上面堆满其他朋友留下来的东西。即使在这种非常时期，有胆识、有决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丢下的东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风琴，和西西的一只皮箱。

我们坚持要他们留下来过夜，但睡在哪里呢？这栋房子虽大，但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从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医院）运来的家具。最后我们两个女孩挤在窄床上，格察睡长椅，卡皮斯坦则睡在浴室一张临时架起来的沙发上。他们叙述了维也纳自我们离开后的状况。

过去几天情势遽变，我们离开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汉西便领着部队移防到阿姆施泰滕。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载着那三名提供汽油、证件及汽车牌照的党卫军逃兵离开，格察同时答应替他们运送所有的行李。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三名党卫军中，竟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即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副总经理，鲁施先生。他人这么好，实在不像一名党卫军，我因此怀疑他为了离城，可能也持有假证件。格察强调他奉派替盖世太保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证件有效期为一个月，他们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个萨尔斯堡区域。本来他应该在抵达圣吉尔根之后把车子交给那三个人，但他认为自己已仁至义尽，不打算那么做，于是便让他们在林茨下车。

巴特奥塞　4月6日，星期五

我们把车上行李卸下来，让男士们开车去接格察·帕贾斯维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姐）、他们的两个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们的四个小孩，这两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奥塞埃尔茨家。我们计划周末去找他们。

但首先，我们必须先申请留宿柯尼金别墅的许可证。格蒙登的纳粹地方党领导极不友善，但市长为人却颇正直，一听到我们的名字（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曾经跟他提过），立刻准许我们住下。克里斯钦也交代过园丁，让我们自由采蔬果，所以看来我们还有希望活下去。西西保持低姿态，因为她未来的医院格蒙登医院还不知道她已经到了。我们去施万旅馆吃午餐，一位刚从维也纳逃来的人告诉我们，苏军昨天已在维也纳郊区弗罗瑞兹多夫的树上吊死了一些纳粹党员。

下午我们搭火车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探望施塔勒姆贝格夫妇。格察再开车接我们回巴特奥塞。埃尔茨母亲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儿子的消息，但据说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树林里。

4月7日，星期六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着带孩子们出去采蒲公英，拌在沙拉里很好吃。然后去美容院做头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替所有人做饭，很困难，因为没有人有粮票。

格蒙登　4月8日，星期日

早上在教堂碰见许多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妇、帕尔菲夫妇等。午餐后，帕贾斯维奇夫妇载我和西西·维尔切克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路上被党卫军巡逻拦下，虚惊一场！格察拿出他的假证件，他们也要求看我们的；我的证件上注明我应该去施瓦察赫—圣维特，方向跟这里完全不对，立刻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距离目的地还这么远？我解释我离开维也纳的日子比原订启程的日期晚很多。最后领头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车，派我去挖战壕了；我反唇相讥，说我以为“六年战争”期间护士的用处应不只挖战壕而已！这场对话不甚愉快，离开时大家都还在发抖。回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西西和我搭火车回格蒙登；我们计划好好休息两天。

4月9日，星期一

天气美极了。我们坐在柯尼金别墅的阳台上晒太阳，享受湖光山色的可爱景观。很快西西·维尔切克就得去格蒙登医院报到了。

今天在施万旅馆碰见埃尔巴赫夫妇；维克托·埃尔巴赫是驻雅典的最后一任德国首长，他太太厄莎贝斯则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他们刚从匈牙利逃过来，告诉我们卡塔林在林茨被党卫军拦下，所带的东西全被没收——主要是培根、面粉和香肠——都是她老远从匈牙利带来，本来希望做小孩的粮食，维持到战争结束。埃尔巴赫夫妇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可能会在旅馆里住一夜，让我们感觉很愧疚，自己住得那么舒服；然而未经汉诺威家族的同意（他们现在都在德国），我们不敢收留任何人。

4月10日，星期二

西西·维尔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兰医院”院长谈过话；他提议就让她在那里工作，这样对她很方便，她每天只需走路穿过公园便可；但她有点犹豫，因为那间医院内没有手术室，而她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在手术室内工作。

4月11日，星期三

陆军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别墅后面改建的马厩里，从兰巴赫开车来看他们。他并不认为德军还能撑过两个星期，建议我最好别尝试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负责率领一个爆破小组，经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长埃格鲁伯见面，后者等于是奥地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