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赫斯的密友，但同时也是一位秘密的抵抗者，他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就是在莱特街监狱等待被执行死刑时写的，它已经成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典范。

菩提树下大街的下西区尽头，从博物馆再往前走，耸立着柏林警察局总部深褐色的巨大残骸。蜜丝曾去这儿拜访过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伯爵。他参与了反希特勒的密谋。他是一个老兵，曾任“褐衫军”副总指挥，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伯爵是密友。他曾试图请蜜丝当他的私人秘书，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她可靠。蜜丝非常明智地始终拒绝明确表态。接着“七月密谋”失败，海尔多夫被捕并被处决。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波兰东部地区遭受蹂躏，考那斯的英国公使馆（我们曾住过的地方）收留了络绎不绝的波兰难民。代办托马斯·普雷斯顿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密友，他们叫我们帮忙照顾难民。有一天我在分发饮料时，发现新来了一个人——一位漂亮优雅、穿着白裙子的年轻女士。她看起来点不着她的烟，也拿不了杯子，因为她的手缠着绷带。她说，她带着她的三个小男孩，从波兰东部的房子一路驾着马车，刚刚才到这儿，路上，指间的缰绳割伤了她的手。她看起来非常腼腆，还有一点儿不知所措，从那时起，我从没忘记过她。我去普雷斯顿家看过她好几次，后来听说她从瑞典去了英国。

差不多50年后，伦敦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主办人是波兰人，那里当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一对被称为萨皮耶哈亲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长夫妇走进了房间，在人群中四处走动寒暄。当那位女士走过来时，我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直觉：“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没有吧。我不这么认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对，但是我们可能是在哪儿见到的呢？”“在英国公使馆，你当时刚刚带着儿子从波兰逃出来！”“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怎么会一直记得的？”“因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双用绷带缠住的手！”她的脸像是被照亮了，但听到“绷带缠住的手”时她皱了皱眉。因为她记得“她逃出来后参加的第一个聚会”的所有细节，除了那个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绷带缠住的手？那个我可不记得。”后来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她从英国去了法国，在那儿她加入了“自由波兰”武装力量，当法国沦陷后，她又逃去了里维埃拉。在那儿，她又加入了法国的抵抗组织，被意大利军队俘虏（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个地区），被递解到了意大利并在那儿入狱。1943年夏，意大利叛投同盟国，意大利北部被德国占领，意大利的囚犯又被转移去了德国的监狱。可能因为她的名字，她最后被安置在柏林的警察局总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时蜜丝刚好去拜访过海尔多夫伯爵！我给她看了蜜丝的日记，她很喜欢，但是她说，除了一点，就是读到蜜丝和海尔多夫在警察局总部彬彬有礼地交谈时，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同期，她却在他的地下监狱里，随时都有可能被吊死或者砍头！但是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与家人团聚并搬去了伦敦。共产主义在波兰失败后，她回到了她的祖国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到了现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尝试厘清蜜丝在“七月密谋”余波后的一次记录时，最没想到的问题跑出来了。她在日记中抱怨过BBC指名道姓了一些密谋参与者，有些甚至都不在盖世太保的嫌犯名单里。克丽丝特贝尔·比伦贝格也曾在她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同样这么写过。亚当·冯·特罗特的遗孀克拉瑞塔，建议我应该与大卫·阿斯特核实，他是亚当在牛津时的密友，曾在《观察者》当编辑。他好心地安排我去见了一位英国战时对德广播的关键人物修·格林爵士。格林坚决否认BBC曾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补充说另有广播电台从事所谓的“黑色（分裂的）宣传”。在一位资深记者、德国专家塞夫顿·德尔默——他开办了自己的“黑色宣传”广播电台——的回忆录里，他承认了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这个特殊的话题（故意迫害那时尚未被怀疑的抵抗者们），他保持沉默。迈克尔·巴尔福在《战时宣传》一书里写的更接近真相，但是他还是羞于承认所有的事情。数年后，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个做了那些事——比如，选出那些英国人想要除掉的杰出德国军人——的人，但后来不正是丘吉尔带头说出“德国人自相残杀得愈厉害，愈好”的吗？

刺杀希特勒未遂一事除了使战争几乎延长了一年之久，另外在那段时间里，不仅有上百万的德国人丧生，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英国。

乔治·瓦西里奇科夫

1999年6月

（李骄阳译）

注释

[1]这个姓氏用英文通常拼作“Vassiltchikov”，蜜丝自己使用德国拼法“Wassilt-chikoff”。——原注（俄国姓氏依规则是区别阴阳性的，但本书依照名从主人原则，并未将“夫”改为“娃”。——编辑注，全书以下注释若非特别注明，均为中文版编辑注，不再一一说明）

[2]经查证，伊拉瑞恩公爵（Illarion Sergeyevich Vassilchikov，1881—1969）曾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国家杜马成员，是出身于俄国基辅地区的贵族，其家族是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