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样太不小心了！”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你们怎么不带包要洗的衣服来？”

“要洗的衣服？”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要洗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他们像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捆衣服来。我们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这比我所预料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上，他们不停用俄语交谈。只有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在讲话，一脸阴沉的年轻人只是靠在墙上瞪着我，好像还在怀疑我。这很古怪，我站在一个贴满革命海报的小密室里，听着他们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谈。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有时微笑有时耸肩。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想，他们会彼此称呼“小爸爸”、“小鸽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应该是在谈革命的事。那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应该会坚定地说：“我们从不争吵。争吵是资本家的消遣。我们用行动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要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支付（我们总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宝贵的积蓄，交了五法郎。

这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看起来不那么怀疑我了，他在桌边坐下来。没刮胡子的男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并在纸上做记录。他问我答。——是共产党员吗？——算同情者吧，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了解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哦，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又批评了工党几句。——那《体育报》呢？能在《体育报》上写东西吗？（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种神秘的联系。）——哦，当然了。那两个人严肃地点点头。没刮胡子的人开口说话：

“显然，你对英国的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为一家莫斯科周报写一系列文章吗？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详情。”

“当然可以。”

“那么，同志，我们明天会通过第一批邮件联系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包衣服。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朝洗衣店外张望，确保街上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冲昏了头脑，觉得需要破费牺牲一下，于是冲进了最近的一家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雪茄。出来后，他喜气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

过了十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还特地带了包衣服装作是拿去洗。可那个秘密社团消失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些先生”几天前因为房租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里，看起来无比愚蠢！但我们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这也算是种宽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那秘密社团。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何组织。我个人觉得他们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猜他们只不过是骗子，编造一个社团，好向俄国流亡者骗取入会费。这十分安全，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肯定在别的什么城市干着相同的勾当。他们很聪明，戏演得很像。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产党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要带一包衣服，那真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到。

注　释

[1]应指《圣经·出埃及记》，其中有神降十灾惩罚埃及。（译注）

第九章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仍四处奔走找工作，然后回到我的住处喝汤吃面包，份量一天比一天少。现在还有两个地方有希望。一个是协和广场[1]附近的X酒店，鲍里斯听说在那儿也许能找到工作；另一个是商业街的新餐厅，那里的老板终于回来了。下午我们去见他。一路上鲍里斯都在说如果我们得到工作就能挣多少钱，还说给老板好印象很重要。

“仪表——仪表就是一切，我的朋友。给我一套新西装，我就能在晚饭前借到一千法郎，可惜我没趁有钱时买条衣领。今天早上我把领子翻过来穿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两边一样脏。你觉得我看着像是在挨饿吗，我的朋友？”

“你脸色苍白。”

“见鬼，只吃面包土豆能做成什么事儿？看起来像是在饿肚子很要命。这会让人们想踹你。等一下。”

他在一家珠宝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狠狠拍打自己的脸，好让脸上有点血色。然后在血色消退之前，我们赶紧走进餐厅，对老板做了自我介绍。

老板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矮胖子，一头灰色的卷发，身穿一套时髦的对襟法兰绒套装，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鲍里斯告诉我他以前也是俄军上校。他的妻子也在，一个可怕的法国胖女人，脸色死灰，嘴唇鲜红，让我想起冷小牛肉和西红柿。老板和蔼地问候了鲍里斯，之后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几分钟。我在后面站着，准备就我的洗碗工经历撒几个弥天大谎。

然后老板向我走来。我不自在地拖着脚走上前，努力让自己显得很恭顺。鲍里斯向我灌输过“洗碗工是奴隶中的奴隶”的想法，我预料老板会待我如粪土。令人惊讶的是，他热情地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