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到了早上，终于转运了。显然老板跟他的债权人达成了某种共识，因为他兜里揣着钱来了，还预支了我的薪水。我和鲍里斯买了通心粉和马肝，这是十天来我们吃的第一顿热饭。

工人也请来了，改建也完成了，工赶得很快，质量也差得惊人。举例来说，桌子上本来要盖台面呢，可是老板发现台面呢价格不菲，就改为用废弃的军毯，上面的汗味怎么也去不掉。当然，军毯上还会盖桌布（方格图案，为了搭配“诺曼”装修风格）。到了最后一晚，我们一直忙活到凌晨两点，才把一切准备妥当。餐具到八点才送来，因为是全新的，所以都需要清洗。刀具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送来，亚麻布也是，所以擦餐具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老板的一件衬衫和门房的一个旧枕套。我和鲍里斯把所有的活儿都包了，朱尔斯鬼鬼祟祟不知在干什么，老板夫妇坐在吧台里，跟一个讨债的和几个俄罗斯朋友一起喝酒预祝餐厅成功。厨师在厨房里，伏在桌上哭，因为她要做五十个人的饭，可厨房的罐子和平底锅都不够十个人的量。大约到了午夜，我们跟几个讨债的来了次颇为惊悚的正面交锋，他们打算拿走八个老板赊来的铜锅。最后我们塞给他们半瓶白兰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和朱尔斯错过了回家的最后一班地铁，只好睡在餐厅的地板上。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两只老鼠待在厨房桌子上啃火腿。这可不像什么好兆头，我比之前更加笃定，让·克塔尔餐厅会以失败告终。

第二十章

老板雇我当洗碗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包括：洗餐具，打扫厨房，洗菜切菜，泡茶，煮咖啡，做三文治，干些简单的烹饪活儿，以及跑跑腿。按照惯例，我的报酬是每个月五百法郎并且包吃，但没有休息日，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在X酒店，我见识到了餐饮业中的佼佼者，那靠的是无限的资金投入和良好的运营管理。如今，在让·克塔尔餐厅我了解到了糟糕透顶的餐厅是如何运作的。花点笔墨去描绘这些是值得的，因为全巴黎有几百间类似的餐厅，任何游客都难免偶尔进入其中一家用餐。

顺便说多一句，这间餐厅不是学生和工人常去的那种普通低档餐馆。想要在这里填饱肚子至少得花上二十五法郎；我们的餐厅环境优雅，富有艺术气息，这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吧台那里挂了几幅不太雅观的图画，餐厅里随处可见诺曼风格的装潢——墙上的假梁，烛台状的电灯，“农家”陶器，甚至在门口还有一块垫脚石——另外，老板和侍应领班都是前俄国军官，很多顾客都是有贵族头衔的俄国流亡者。一句话，我们餐馆毫无疑问是一间时髦餐馆。

尽管如此，厨房门后的景象说它是猪圈也不为过，我们后勤区的情况是这样的：

厨房长十五英尺，宽八英尺，一半的空间都被炉灶和桌子占据。所有的壶啊罐啊都要放到手够不着的架子上，厨房只够地方放一个垃圾桶，而且一到中午就塞满了垃圾。地面上总是堆着一英寸厚被踩烂了的食物。

至于厨房用火，我们只有三台煤气炉，没有烤炉，大块的肉都要送到外面的面包店去烤。

餐厅没有食物储藏室，我们就用院子里只有半个顶棚的小棚子代替，棚子中间还有一棵树。肉、蔬菜等东西就这样放在地面上，老鼠和猫都会来偷吃。

餐厅里面没有热水供应，洗餐具的水要在平底锅上加热，但一做菜就不够炉子烧水，所以多数餐具还是要用冷水洗。再加上软肥皂和巴黎的硬水，这一切意味着要用小片报纸才能刮掉餐具上的油。

我们很缺长柄锅，所以每用完一个我就得马上清洗，不能留到晚上才洗。单单这一项工作，每天就要花掉我大概一个小时。

因为安装时能省则省，餐厅电灯的保险丝总在晚上八点就烧掉。老板只准我们在厨房点三支蜡烛，厨师说三这个数字不吉利，所以我们只能点上两支。

我们的咖啡研磨器是问附近一间小酒馆借的，垃圾桶和扫帚也是向门房借的。第一周后，好些块布送去洗后没送回来，因为没付钱。劳工督察也来找我们麻烦，因为他发现员工里没有法国人。他与老板私底下谈了几次，我想老板肯定有塞钱给他。供电公司仍在催我们交钱，催款的每天早上都会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用开胃酒收买他们。我们还欠了杂货店钱，本来我们已经没法赊账了，但杂货店的老板娘（一个长唇髭的六十岁女人）很喜欢朱尔斯，朱尔斯便每天被派过去哄她。与此类似，我每天还要在商业路上浪费一个小时为了几个菜钱讨价还价，就为了节约那么几个生丁。

这些就是资金不足开餐馆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求我和厨师每天做三四十桌饭，后来还要做一百桌。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吃不消。厨师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午夜，我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半——十七个半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直到下午五点我们才能偷闲坐下歇一会儿，可除了垃圾桶都没别的地方可坐。鲍里斯住在餐馆附近，不需要赶地铁回家，他从早上八点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每天十八个小时，每周七天。这样的工作时间虽不正常，但在巴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生活很快变得规律枯燥，这让我觉得在X酒店工作就像度假一样。每天早上六点我就逼自己起床，不刮胡子，有时洗把脸就赶到意大利宫地铁站抢座位。七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身处又冷又脏的厨房，周围一片狼藉，土豆皮、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