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看，感觉没等开张就会垮掉。显而易见这是怎么回事，老板手头紧，于是雇了员工（总共四个），好当工人使唤。我们几乎是免费替他干活，因为侍应没有薪水，尽管他要给我发工资，可餐厅开张前他都不用管我的饭。事实上，他这样提前好几天喊我们来，相当于骗了我们几百法郎工钱。我们啥也没图上，还因为这个丢了之前的好工作。

可鲍里斯却充满希望。他满脑子就一件事，就是他终于又有机会当侍应穿燕尾服了。抱着这种信念，他很乐意白做十天工，哪怕最后可能丢了工作。“耐心些！”他不停这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餐厅一开张，我们就能赚回来。耐心些吧，兄弟！”

我们的确需要耐住性子，因为日子一天天过去，餐厅一点进展也没有。我们几个清理了地窖，修好了储物架，粉刷了墙面，给木器打蜡，用石灰水抹了天花板，给地板上了色，但是排水管道、煤电供应的重头戏还没动，因为老板付不起钱。不用说，他兜里一分钱都没了，因为他连零钱都不肯给。有人问他要钱的时候，他还会耍瞬间消失的把戏。他动作很快，还带着贵族的派头，所以很难对付。愁容满面的讨债者整天找他，根据指示，我们要说老板在枫丹白露或圣克劳德，或其它什么地方，保证远得找不着就行。与此同时，我越来越吃不饱了。离开酒店的时候我还有三十法郎，现在我不得不回到只吃面包的日子。一开始，鲍里斯想办法从老板那里预支了六十法郎的薪水，但他花了一半用来赎回当侍应要穿的衣服，又在那个有同情心的姑娘身上花了另一半。还有个侍应叫朱尔斯，鲍里斯每天从他那里借三法郎买面包。有些日子我们连烟钱都没有。

有时候，厨师会过来看看事情的进展。每次一看到厨房连陶罐和平底锅都没有，她就要抹眼泪。第二侍应朱尔斯始终不肯帮我干活儿。他是马扎伊尔人，肤色有点黑，身材削瘦，戴着眼镜，很是健谈。之前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因为没钱辍了学。他喜欢在别人干活的时候讲话，把他自己的老底和想法一股脑地倒给了我。他好像是个共产主义者，一肚子的奇谈怪论（他会用数字数据证明工作是错误的），跟大多数马扎伊尔人一样，他有强烈的自豪感。心高气傲的懒人是当不了好侍应的。朱尔斯最喜欢的吹牛段子是说，有一次一家餐厅的客人羞辱了他，他就顺着那位客人的脖子倒了一盘热汤，然后不等别人撵他，自己径直走出了餐厅。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朱尔斯越来越对老板耍的小把戏感到气愤。他气急败坏地滔滔不绝，像在发表演说。他经常挥着拳头走来走去，想煽动我也不要工作。

“把刷子放下，你个蠢货！你我都来自骄傲的民族，我们跟那些该死的俄罗斯农奴不一样，我们从不白出力气。我跟你说，上这样的当对我来说就是折磨。我这辈子碰见过几次，有人想骗我钱，哪怕是五个苏，我也会吐！没错，因愤怒而呕吐！

另外，我的朋友，别忘了我是共产主义者，打倒资产阶级！有人见过我在能躲避干活的时候干活吗？没有。而且我不仅不会像你们这群傻瓜一样，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我还要偷东西，就是为了证明我不需要靠任何人。我之前在一家餐厅干过，那个老板觉得能把我当条狗来使唤。好吧，为了报仇我想了个办法，从罐子里把牛奶偷出来再把口封好，还不会被人发现。我跟你说，我每天早晚都猛喝牛奶，每天要喝上四升，还要吃半升奶油。就凭那个老板的脑子，打死他也想不出来牛奶去哪了。不是我想喝牛奶，你明白吧，因为我恨那玩意儿。这是原则问题，就是原则问题。

过了三天吧，我肚子开始疼得要命，就去看医生。‘你平时都吃什么？’医生问。我说，‘每天喝四升牛奶，吃半升奶油。’‘四升！’，医生说，‘赶快别这么吃了，再这么下去你就完了。’‘我在乎什么？’我说，‘原则就是一切。我就要继续喝牛奶，喝死也要喝。’

第二天我就被老板抓了个现行。‘你被炒了，’他说，‘这个周末你就滚蛋。’‘不好意思，先生’，我说，‘我现在就走。’‘不，你走不了，’他说，‘周六之前我不会放你走。’‘很好，我的老板’，我心里默默想，‘我们看看谁先受不了。’然后我就开始到处打烂餐具。第一天我摔了九个盘子，第二天十三个。这么来了一出，老板很高兴看见我滚蛋走人。

啊，我可不是你们这群俄罗斯乡巴佬。”

十天过去了，真是太糟了。我是真的身无分文了，房租也拖了好些天了。我们在空空荡荡、一派萧条的餐厅里闲晃，饿得连剩下的活儿都做不动。现在，只有鲍里斯一个人相信餐厅会开张。他一心要当侍应领班，还发明出一种理论，说是老板的钱给套在股市里了，他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抛售。到了第十天，我饭也没得吃，烟也没得抽，我跟老板说，要是不给我预支薪水我就罢工。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和气，答应给我预支薪水，然后采取了他一贯的做法，溜之大吉。我朝着家里的方向走了一段路，但我觉得如果F太太要我付房租，我肯定没法应付，所以就在大街的长椅上凑合睡了一晚。睡长椅很不舒服，椅子扶手会硌在背上，而且天气比想象中要冷。从黎明到上班之前我都无所事事，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胡思乱想，觉得自己真是傻得可以，才会任由那群俄罗斯人摆布。

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