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骂得也很随便。在这方面，伦敦人更有礼貌，或者说更拘谨一些。

这些笔记或多或少是我随意记下来的。可惜的是，那些有能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没能把伦敦的俚语和粗话编成年鉴，每年精确记录下其中的变迁，这可能有助于研究词语的形成、发展及优胜劣汰。

注　释

[1]比利茶壶：土著人煮茶的茶具，他们一般用树枝搭个架子，把这种茶壶挂在火上烤。（译注）

[2]瑟蒂斯（1803-1864）：即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英国小说家，以幽默小说著称，代表作为《乔罗克斯的远足和欢乐》和《汉德利十字架》。（译注）

[3]赫曼·梅尔维尔（1819-1891）：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代表作为《波里尼西亚三部曲》、《白鲸》等。（译注）

[4]这种情况在某些缩写中仍有保留，如“use your two penny”（用你的两便士）和“use your head”（用一下你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意思。“两便士”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大脑——一块面包——两便士一块面包——两便士。

[5]Jem'en foils：意为“管他娘的”。（译注）

[6]在印度语里，“bahin”指“姐妹”，“chut”指“性器官”，称某人为“bahinchut”是在声称他你与他的姐妹有非常亲密的行为。英国水手将“bahinchut”变成“barnshoot”，并带回英国。这个词彻底丧失了原本的含义。

[7]阿里斯托芬（约446-385BC）：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译注）

第三十三章

B给我的两英镑撑了将近十天。能用那么久，得多亏帕迪，露宿街头的生活让他学会了节俭，就连每天好好吃一顿饭，在他看来都是一种铺张浪费。对他而言，食物就是简单的面包加黄油，永远都是茶加两片面包，能挨上一两个小时才会饿。他教我每天怎样靠半克朗生活，有吃有住，还有烟抽。他晚上还能靠帮人看车挣几个先令的小钱，由于是非法的，干这活挺危险，但是能赚点钱，贴补一下我们的收入。

一天早上，我们试着去做“三明治人”[1]。早上五点，我们去了一片办公楼后面的小巷，但那里已经有三四十号人在排队等着了，两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们没觉得有多大遗憾，因为做“三明治人”并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工作。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才挣三先令，相当辛苦，特别是在刮风天，而且你还不能偷懒，因为时不时会有监工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岗位上。他们不仅辛苦，工作还是按天算的，有时会雇你三天，但从不会按周算，所以他们每天早上要等上好几小时才能有活干。愿意干这个活的失业者很多，以至于他们无力为争取更好的待遇而斗争。所有“三明治人”觊觎的工作就是发传单，待遇一样。你要是看到一个发传单的，可以帮忙接一张，因为他发完就能下班了。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在寄宿所混日子，整天生活在污秽之中，无所事事，极度无聊。连着好几天，我们没事可做，只能在地下室厨房坐着，看看隔天的报纸，或者谁弄到本过期的《英国旗》[2]，也能翻翻。那段时间老是下雨，每个进来的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因而厨房里的气味特别难闻。唯一令人兴奋的只有定时供应的茶水和两片面包。我不知道伦敦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至少得有几千吧。事实上对帕迪而言，这却是他两年来过得最好的日子。只有在手上有几先令的时候，他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而不用去流浪；流浪生活本就略差一些。听着他呜咽地诉说——他没在吃东西的时候，老是会哭哭啼啼的——你会意识到，失业对于他而言是极大的折磨。人们误以为失业者只会担心没有了收入来源，相反，一个没文化的人，会因为骨子里习惯了工作而想要干活，这个念头远胜于得到报酬。不得以而为之的无所事事是贫穷最大的危害之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勉强忍受。但像帕迪这样的人，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一失业就会像条被锁链拴住的狗一样悲惨。因此，认为“从高处跌落”的人最需要同情的言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真正需要怜悯的，是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面对贫穷，不知所措。

那段时间很无聊，除了和博佐的几次对话外，我都不记得别的事儿了。有一次，寄宿所来了群造访贫民窟的人。我和帕迪出去了，下午回来时，听见楼下有音乐声，下去发现有三个温文尔雅、衣着光鲜的人在我们的厨房里做礼拜。他们分别是：一位身穿僧袍、严肃而沉稳的先生，一位演奏便携式脚踏风琴的女士，和一个摆弄着十字架的无下巴的年轻人。看来他们是不请自来，并且一进来就开始做礼拜。

看看寄宿者是如何对付这群不速之客是件有趣的事。他们对这些人没有丝毫的不敬，只是视而不见罢了。厨房里所有人（估计有上百号人）表现默契，好像那些探访者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站在那里耐心地唱歌和劝诫，但就同在地上爬的蠼螋[3]一般，根本没人搭理。那位穿僧袍的先生在布道，但没人在听，布道声淹没在了唱歌声、咒骂声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中。人们坐在离脚踏风琴三英尺处吃饭、玩牌，全当它不存在。不久，探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