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时，陈临海刻意坐在了省审计厅那位姓李的女干部旁边。李干部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表情严肃，一看就是业务能力极强的专业人士。

“李处长，看了一上午凭证，有什么发现吗？”陈临海低声请教，态度谦逊。

李干部看了他一眼，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账面很干净，干净得有点过分。很多辅助性材料，比如社区上门通知的记录、困难家庭帮扶的明细，都只有汇总表，缺乏原始的、过程性的佐证。当然，这只能说明工作不够细致，不能直接证明有问题。”

陈临海心中了然，这和自己的判断一致。他沉吟道：“也就是说，关键可能不在这些‘做’好的账上，而在账本之外？”

李干部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若有深意地说了一句：“审计工作，有时候不能只看对方想给你看的东西。”说完，便不再多言，低头吃饭。

陈临海明白了。突破口，就在那些被刻意忽略或隐藏的“过程性”细节中，就在那些可能被威胁、被忽略的矿工家属身上。

下午，个别谈话开始。果然，被安排来谈话的街道和水务局经办人员，口径高度统一，回答问题如同背诵课文，挑不出任何毛病。而被“随机”请来的三位矿工家属，看起来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在孙浩和市里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十分拘谨和紧张，问起补偿款，都连连点头说“收到了”、“感谢政府”、“没问题”。

陈临海注意到，其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在说“没问题”时，手指一直在紧张地绞着衣角，眼神躲闪，不敢与他对视。

他心中一动，但没有当场点破。

谈话间隙，陈临海以上洗手间为名，暂时离开了会议室。他走到走廊尽头，找了个信号稍好的位置，再次拨通了周明的电话。

“周局，说话方便吗？”

“方便，陈秘书您说。”

“今天下午谈话，有个叫王桂花的家属，住址在光明街道三岔河村，看起来有心事。你帮我确认一下，她家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另外，想办法给我弄一份没有被‘筛选’过的、所有符合条件矿工家属的原始名单和联系方式，要快！”

“王桂花……三岔河村……我有点印象，她儿子好像就是这次遇险的矿工之一，伤得比较重，现在还在家休养。好的，名单我想办法！”周明立刻回应。

回到会议室，陈临海不动声色。他知道，直接接触王桂花风险太大，很容易打草惊蛇。他需要等待周明的消息，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第一天的核查，在表面平和、实则暗流涌动中结束了。除了陈临海提出的几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晚饭后，孙浩把陈临海叫到自己的房间。

“临海啊，今天辛苦了。”孙浩递给他一支烟，陈临海摆手谢绝。孙浩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着烟圈说道，“我看青峰市的工作，总体上还是规范的，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不够完善。我们核查组，主要是起个督促作用，没必要搞得风声鹤唳，你看呢？”

陈临海听出了孙浩话里的意思，是想就此收手，写个“基本规范，存在细节问题，建议完善”的报告交差。

他心中冷笑，面上却依旧平静：“孙处长，第一天接触表面材料，确实只能看到这些。但宋省长要求我们‘察实情’，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恐怕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看材料就能发现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扩大谈话范围，或者……做一些暗访？”

“暗访？”孙浩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语气带着不赞同，“临海，这不合规矩！我们是省里派下来的核查组，代表着组织和纪律，怎么能搞暗访那一套？这让地方上的同志怎么看？会影响团结的！”

“孙处长，如果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又何惧暗访呢？”陈临海反问，目光清澈地看着孙浩，“我们核查的目的，是为了澄清问题，保护干部，也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如果因为怕影响‘团结’而放过可能存在的问题，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孙浩的脸色沉了下来，显然对陈临海的坚持感到不悦：“临海同志，你还年轻，有干劲是好的，但也要讲政治，顾大局！这件事我说了算，核查工作按计划进行，不允许节外生枝！”

话不投机，陈临海知道再说无益。

“我明白了。孙处长早点休息。”他不再争辩，起身离开了孙浩的房间。

回到自己房间，陈临海的心情有些沉重。孙浩的态度，几乎印证了他的猜测。这个核查组组长，恐怕非但不是助力，反而是阻力。

就在这时，他的加密手机震动了一下，收到一条周明发来的短信，内容很简单：“名单已拿到。王桂花家确有隐情，其子伤残等级评定可能被压低，补偿金缩水，曾去街道理论，被威胁。她家住在三岔河村西山脚，独门独户，比较偏僻。”

陈临海的眼神瞬间锐利起来。

机会来了！同时，风险也更大了。

孙浩明确反对暗访，他如果私自行动，一旦被发现，就是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会被对方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但是，如果不去，王桂花这条线索可能就断了，真相可能永远被埋没。那些被克扣、被威胁的矿工家属，他们的委屈谁能替他们伸张？

他走到窗边，看着青峰市沉沉的夜色，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去，还是不去？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边是组织的纪律和潜在的政治风险，一边是沉甸甸的责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