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听，一边厌恶而羞耻地想起了瘟疫期间我们共度的日子。不过，现在写这本书时，我却带着强烈的渴望回忆着那段时光。他们最后带来的村民是个瘸子，当他小声坦承自己曾偷看在河里洗澡的女子时，霍加稍微平静了些。是的，没错，面对自己的罪行时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可以面对这些事；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了解心灵隐密处发生的事了，诸如此类。我很想相信苏丹不曾为此所动。

然而，他的兴趣已被挑起。两天后，在另一次猎鹿活动中，他对再度上演的同样戏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或许是因为禁不住霍加的一再坚持，又或许是因为在那场审问中，他比我以为的要享受了更多的乐趣。现在，我们越过了多瑙河，来到另一个基督教村落。但他们讲的是拉丁语。至于霍加强要村民回答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改变。它们让我想起瘟疫期间那些夜晚的狂热，当时我成功地让他写下了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一开始，我甚至听都不想听村民们的回答，他们害怕这些问题及质问他们的人，那个人是得到苏丹默默支持的匿名判官。一种奇怪的作呕感袭上心头。我内心里怪罪苏丹更甚于霍加，他受了霍加所欺，或是无法抗拒这种邪恶游戏的诱惑。但是，没多久我也被这种丑陋的好奇心诱惑住了，心想听一听不会有什么损失，便也靠上前去。现在，他们用更加优美悦耳的语言在讲着，但这些罪行与坏事听来大多很相似：简单的谎言，小小的欺骗，一两个卑鄙的把戏，一两件背信弃义的事，顶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盗窃行为。

晚上，霍加说，村民们并未透露一切，他们隐瞒了事实，而我之前所犯的罪行要大多了。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必定曾犯下过更严重、更真实的罪行。为了说服苏丹，并得到这些事实，以便证明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必要时他会采取强硬手段。

此后的日子里，这种丑恶的游戏愈演愈烈，也越来越荒唐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那些天里，我们就像在玩游戏的孩子们一样，在比赛的每一回合间开些无伤大雅的粗俗玩笑。这些审问就像是我们在漫长而愉快的狩猎过程中举办的一场场不需要舞台、不需要幕布的民间戏表演。但到后来，它们却变成了消耗我们意志、耐心与勇气的仪式，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无法舍弃。我看到了被霍加的质问和他不可思议的怒气吓得不知所措的村民，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问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许会回答；我看到了被赶到村子广场的牙齿都掉光了的疲弱老人，在结结巴巴地说出自身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罪行前，他们会用无助的眼神乞求周围的人及我们的帮助；我看到了被认为没有说出他们所干的足够分量的坏事而被殴打责骂的年轻人——这个情景让我想起，当霍加看完我趴在桌上写的文字后，嘴里说着“你这个家伙！”手却给我背部来上一拳，一边生气地喃喃自语，因为想不明白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生闷气。尽管不是非常明确，但他现在比较清楚自己想要找寻的是什么，想要得到的结论又是什么。他也尝试了其他方法：他时不时地打断村民的话，指出对方在说谎，然后我们的人就会殴打这个犯错的人；有时，他会打断村民的话，表示对方的一个朋友已经说出了他所犯的罪孽。有一段时间，他还试着把村民们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地带到跟前来。这时，他发现，尽管我们的人坚决地采用了暴力手段，但村民们所说的事实并没有丝毫的深入，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在另一个人面前都感到羞愧。他一阵狂怒。

当无情而猛烈的雨季来临时，我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我记得在一个泥泞的村子广场上，那些没说什么话，也不太愿意说什么的村民们，平白无故地挨了打，被迫整小时整小时地在雨中站着，淋得全身都湿透了。日子一久，打猎的吸引力开始减退，我们的行程也越来越短了。虽然我们偶尔能够捕猎到令苏丹伤心的美眼瞪羚或肥胖的野猪，但现在我们专注的不是打猎的细节，而是完全和猎物一样事先都准备好了的审问。仿佛是对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有罪恶感似的，晚上霍加会向我倾诉他的心里话。他自己也对发生的事、对那些暴行感到不安，但他想证明某件事，某件让大家都受惠的事。他也想向苏丹证明这件事。而这些村民为何要隐瞒事实？后来他说，我们应该在穆斯林村落也进行同样的实验，但这也没有成功。虽然他没有以带有压迫意味的方式询问，但是他们也和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们一样，承认了大致相同的过失，说着同样的故事。在一个雨势未歇的糟糕日子里，霍加喃喃地抱怨，说了一些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之类的话，但到了晚上，在解析白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时，我看出，他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并没有逃过苏丹的眼睛。

这项发现不只使他更为气恼，也使他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手段。对这种手段，苏丹并不乐于亲眼目睹，但或许苏丹和我一样，只是因为好奇才跟着霍加做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北推进，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村民们说斯拉夫语。在一个迷人的小村庄里，我们看到霍加亲自痛打了一个只记得儿时说过谎言的英俊少年。到了晚上，霍加比我想像得还要深地陷入了奇特的罪恶感，他说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另外有一次，天空下着微黄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