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买那首歌的磁带，这大概是他这辈子买的第五盘磁带吧。祖克曼大二那年，在家过圣诞节，当时每天晚饭前家里都放《Tzena，Tzena》的音乐。“这首歌会使以色列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祖克曼医生说。不幸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大儿子内森当时在人文课中学了“对立面”，所以当他和蔼亲切地询问他的音乐观点时，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一个大错误，而他得到的回答自然也是说以色列的未来由国际权力政治所决定，而不是仰仗于向非犹太人灌输“犹太的庸俗艺术”。这个说法惹得祖克曼医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你要这么说可就错了！由此就可以看出你根本不理解普通人的感情！”整个圣诞节期间，他们不光对《Tzena，Tzena》的评价没有交集，在其他任何事上也都存在分歧。不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他把巴里姐妹唱的《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的歌放给内森听，那时候父子之间的这场较量几近结束了。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坐在了迈阿密滩的轮椅之上，而他的大儿子呢，那时候已经学成毕业，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内森陪着父亲一口气听完那几支曲子，然后称赞这几首歌棒极了。“上周在教堂，”他母亲说，“做完礼拜之后，领唱唱了那首歌给我们听。大家听得屏息凝神，掉根针都听得到。”祖克曼医生中风第一次发作以后，每周五都跟夫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这事对他们来说可是平生头一遭。这样，以后埋祖克曼医生的拉比才不会全然是个陌生人，其他人倒还真有这种可能。他父亲曾断言：“继《Tzena，Tzena》之后，这个巴里姐妹以及她们的专辑将对犹太人助益多多。”“也许你说得很对，”内森答道。为何不呢？此时的他已不再是文科二年级学生，他的第一本作品对犹太事业的伤害，此时父亲也不再耿耿于怀，而《卡诺夫斯基》还是三年之后的事。

祖克曼没有给劳拉打电话，也没报警，更没打到佛罗里达州。他想了想，到十点钟的时候决定给安德烈挂个电话，心想安德烈大概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些威胁电话。安德烈文质彬彬，身上带有那种欧陆的绅士风度，一头鬈发，闪着银光，再加上他那旧世界的口音腔调——这一切，早在多年前就为他赢得了一个略带嘲讽的名号——“服务生领班”。但是对那些需要他“服务”的人来说，安德烈·谢维茨可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物。除了那些在国际上有头有脸的作家，安德烈还要替十五位蜚声世界的电影明星们打理大事小事，包括狂妄症、酒瘾、色情狂等等，当然，还有他们的税务问题。即便最后一刻才得到通知，安德烈总是能及时赶到现场，跟你携手并肩。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去看望全国各地的小孩子，这些孩子要不就是母亲去了西班牙闯荡，要不就是父亲去了列支敦士登创业。到了夏天，因为那些登上《国家询问报》头条的家庭动乱，就会有孩子变得像孤儿一样；等学校放假，安德烈和玛丽便带他们去南安普敦度假；八月夏日炎炎，你经常会看到电影界最熟面孔的微型版，正在谢维茨家的游泳池边啃西瓜。九年前跟贝齐痛苦离婚时，祖克曼一点儿都没觉得费劲，因为一切事务都由安德烈的（同样也是洛克菲勒夫人的）律师帮他打理，也没花几个钱。两年前，安德烈的外科医生又救了他一命；他阑尾炎和腹膜炎发作后，也是在谢维茨家南安普敦的宾馆里休养的；在那里，平时有一个女佣、一个厨子照顾他，周末的时候有劳拉，那段时间他要么在阳台上打盹儿，要么懒洋洋地躺在游泳池里，整个人胖了二十磅，又恢复了住院前的体重。他也是在那里开始写《卡诺夫斯基》这本书的。

唉，但是这些威胁呢，可就更荒谬了——这个他自己清楚得很，根本不需要安德烈提醒。祖克曼找出了一本新的写作练习簿，并没有打电话给安德烈，而是开始记载他记忆中的前一天的“生意”。因为这确是他的“生意”：不是买卖交易，而是眼见为实。从个人观点来看似乎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又怎样呢？哦，老天啊，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昨天简直棒极了！他每天都应该那么做。我们帮你洗牙不记得了？买的漂亮西服？还给你找了皮肤护理的医生不是吗？阿尔文，我们并不是铁石心肠的恶人——我们在电视圈里混。他告诉我，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你，我们决定为你请个心理医生。我们希望你能坚持去艾森伯格医生那里看病，直到你的精神病痊愈，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你。没错，我自己也去看艾森伯格医生，为什么阿尔文不去他那呢？

他连续写了一个多小时，字字句句都是佩普勒愤怒的证词。后来猛然间出了一身汗，打电话给安德烈，又描述了一遍那些胁迫电话的细节，一直讲到那几声嗬，嗬，嗬。

“你想抵御我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撒下的一切诱惑，这个我懂。你想反抗人生之道，”安德烈话里带着讥讽，带着中欧大陆特有的那种抑扬声调说道，“你不能接受自己现在的生活，这个我也懂。虽说这都是你自己要玩叛逆，不过的确很多玩叛逆的让自己也措手不及。特别是对像你这种家庭社会背景的人来说。老爸一直教你要好好做人，老妈一直让你待人和善，加上你在芝加哥大学高级人文决策班又学了四年，你还怎么可能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呀？十六岁小小年纪就把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