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吵了起来；因为外公以为妈妈还不知道，送的是什么礼物，其实妈妈早就知道了。妈妈想要耳环，外公却老是故意哄她说，他要送的不是耳环，而是胸针；当他把耳环拿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妈妈已经知道是耳环，而不是胸针，就因为妈妈已经知道了，他大为生气，半天不理她，后来他又来亲吻她，请求原谅……”

涅莉神往地讲着，在她那满是病容的苍白的面颊上甚至泛起了红晕。

显然，妈妈曾一再同自己的小涅莉谈起她往日的幸福时光，坐在地下室的一角，拥抱着、亲吻着自己的小女儿（她的生活中仅有的慰藉），对着她哭泣，却根本没有想到，她的这些故事在多病的孩子的病态、敏感而又早熟的心灵里会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响。

可是，醉心于往事的回忆的涅莉仿佛突然醒悟过来，怀疑地环顾四周，住口不说了。老头子皱起眉头，又用指头敲击着桌子；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拿起手帕默默地抹去了泪水。

“妈妈回到这里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涅莉轻轻地补充道，“她的胸部患有重病。我们找外公找了好久，就是找不到，我们自己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租了一块地方。”

“在一个角落里，又是个病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道。

“是的……在一个角落里……”涅莉回答说。“妈妈没有钱。妈妈对我说，”涅莉激动地补充道，“贫穷不是罪过，为富不仁才是罪过……她又说上帝在惩罚她。”

“你们租的地方就是在瓦西里岛吗？”老头子又转头问我：“就是在布勃诺娃那里吧？”他竭力装作随便问问的样子。他这样问，好像是坐在那里不说话有些尴尬。

“不，不是在那里……起初是在市民街，”涅莉回答。“那里又暗又潮湿，”她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妈妈害了一场大病，但那时还能走路。我替她洗衣服，她就哭。住在那里的还有个老太太，是一个大尉的遗孀，还有一个退职的公务员，他老是醉醺醺的，每天夜里都大吵大闹。我很怕他。妈妈让我睡到她的床上，搂着我，她自己却浑身颤抖，而那个公务员往往在叫嚷、骂街。有一回他想毒打大尉的遗孀，而她是拄着拐杖走路的年迈的老妇人。妈妈很可怜她，就为她鸣不平；公务员打了妈妈，我就打他……”

涅莉不说了。回忆勾起了她的伤心事；她的眼里冒着怒火。

“我的老天爷！”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叫道，故事使她极为感动，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涅莉，涅莉主要是在对她讲话。

“于是妈妈走了出去，”涅莉继续说道，“把我也带在身边。那是在大白天。我们漫无目的地一直走到黄昏，妈妈牵着我的手边走边哭。我疲倦极了，这一天我们整天没有吃过东西。妈妈老是在自言自语，又不断对我说：‘做个穷人吧，涅莉，等我死了，谁的话你也别听。不要去找任何人；就一个人过穷日子吧，要找活干，没有活干，就去讨饭，可别去找他们。’傍晚的时候我们正穿过一条大街，妈妈突然叫了起来：‘阿佐尔卡！阿佐尔卡！’突然一条脱光了毛的大狗跑到妈妈跟前，尖叫着向她身上扑来，妈妈陡地一惊，脸色发白，大叫起来，猛地跪倒在一位高个子老人面前，他正拄着拐杖，眼望着地下走来。这位高个子老人就是外公，他形容枯槁，衣着破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外公也大吃一惊，脸色煞白，他看到妈妈伏在他身边，抱着他的两条腿，——竟挣脱了身，推开妈妈，转身就走。阿佐尔卡还留在我们身旁，不停地叫着，舐着妈妈，接着跑到外公那里，咬住他的衣服下摆，拖他回来，外公拿拐杖打了它。阿佐尔卡又要向我们跑过来，可是外公叫了它一声，它就跟着外公走了，还不停地哀叫着。妈妈躺在地下，像死了一样，旁边围了许多人，警察也来了。我不停地哭着，拉妈妈起来。她站起来，看看周围，就跟着我走了。我领着她回家。人们看了我们好久，不住地摇头……”

涅莉停下来喘口气，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她的脸色非常苍白，但是她的眼里露出坚决的神气。显然，她终于下决心把一切都说出来。此刻她甚至有一种挑战的样子。

“怎么呢，”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说，声音很不平静，带着一点火气，“怎么呢，你母亲伤害了自己的父亲，他有理由不理睬她……”

“妈妈也是这样对我说的，”涅莉生硬地接口道，“在回家的路上，她老是说：这是你的外公，涅莉，是我对不起他，他诅咒了我，所以现在上帝就在惩罚我。这天晚上和随后的几天她老是这样说。说的时候伤心欲绝……”

老头子不说话了。

“后来你们怎么搬了家呢？”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问道，她仍在抽泣。

“当天夜里妈妈就得了病，大尉的遗孀在布勃诺娃那里找了一个住处，第三天我们就搬了过去，寡妇是和我们一起搬走的。搬到那里以后，妈妈就完全病倒了，一连三个星期卧床不起，我在旁服侍她。我们的钱用完了，寡妇和伊万·亚历山德里奇帮助了我们。”

“他是棺材匠，那一家的男主人，”我作了说明。

“等到妈妈能起床走动了，她就对我讲了阿佐尔卡的故事。”

涅莉稍微停顿了一下。老头子似乎很高兴，话题转到了阿佐尔卡身上。

“关于阿佐尔卡，她对你讲了些什么呢？”他问，在圈椅里更加缩着身子，好像要更深地遮掩自己的面容，眼睛望着地下。

“她老是对我讲到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