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扔下笔，缓缓站起来，我觉得背痛，胸痛，头晕目眩。我知道，我的神经已受到很大的损害，我仿佛又听到了我的老医生最近对我说的话：“再好的身体也受不了这样紧张的工作，因为这是无法忍受的！”不过现在看来，这还是可以忍受的呀！我的头发晕，几乎站不住，但是我的心里洋溢着无限的喜悦之情。我的小说完成了。虽然我还欠出版商很多钱，但是他眼看拿到了这本书，还是多少会付给我一些钱的，——哪怕是五十卢布吧，而我很久以来就没有看到手里有这么多钱了。自由和金钱！……我兴高采烈地拿起帽子，把手稿夹在腋下，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我要赶在我最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还在家里的时候碰到他。

我碰到了他，不过他已经到了门口。他刚才也做了一笔与文学无关，却非常有利的交易。他和一个肤色黝黑的犹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了两个小时，终于把他送了出来。看到我，便客气地向我伸出手来，用柔和亲切的男低音向我问好。这是一位极善良的人，我，说真的，在很多方面多亏他的帮助。在文学界他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出版商，但这有什么错呢？他明白，文学需要出版商，而且他看得很准，很及时；他理应得到荣誉，受到尊敬，不言而喻，这是出版商的荣誉。

他愉快地笑了，因为他知道我的小说完成了，下一期杂志的主要栏目也就有了保障。他觉得奇怪，我居然能够完成，并且亲切地讲了两句挖苦我的俏皮话。然后他走到自己的铁箱子跟前，拿出答应给我的五十卢布，同时递给我一本厚厚的抱敌意的杂志，把批评栏里的几行文字指给我看，那里有几句话涉及我最近的一部小说。

我一看，这是一位“文抄公”的文章。他没有骂我，也没有恭维我，我也就很满意了。不过“文抄公”顺便提到，我的作品总是“有一股汗味”，意思是说，我写作时汗流浃背，费尽心机，不断修饰润色，使作品散发出叫人腻味的匠气。

我和出版商都大笑起来。我告诉他，我的上一部小说是用两个通宵写成的，这一次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写了三个半印张，——但愿指责我过分雕琢，进展迟缓的“文抄公”了解这一点！

“这都怪您自己不好，伊万·彼得罗维奇。为什么您迟迟不肯动笔，以致不得不熬夜工作呢？”

当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个大好人，不过他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在据他看来深知其底细的人面前吹嘘他的文学见解。但是我不想和他讨论文学，收到钱就拿起帽子准备走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要到他在岛上的别墅去，听说我要去瓦西里岛，便好心地邀请我乘他的马车同行。

“我有一辆新的四轮轿式马车，您还没有看到过吧？非常漂亮。”

我们走下门前的台阶。马车的确非常漂亮，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拥有这辆马车的初期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一种内心的渴望，想用它“顺路”捎上自己的熟人。

在马车上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又有好几次讨论起现代文学。他在我面前毫不忸怩、从容不迫地重复着别人的各种观点，这都是他在最近几天从他所信任并尊重其见解的文学家那里听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推崇的有时竟然是非常奇怪的论调。有时他会把别人的见解搞错了，或者用错了地方，结果是胡诌一通。我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对人类贪欲之多、之奇深感惊讶。“就说这个人吧，”我暗自在想，“他很可以一门心思地去攒钱；不，他还想要名望，文学家的名望，优秀出版家、批评家的名望！”

此刻他正在竭力详细地向我阐述一种文艺思想，这是他在三天前从我本人这儿听到的，他曾表示反对，就在三天前还和我争论过，现在却把它当作自己的思想向我宣扬。不过，他如此健忘是常有的事，他的这个无可厚非的弱点在熟人当中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他在自己的马车里高谈阔论，他是多么愉快，多么得意，多么安然自在啊！他在谈论深奥的文艺问题，甚至他那柔和得体的男低音也给人以学识渊博的印象。渐渐地他开始自由发挥，提出了一种无可厚非的怀疑论观点，认为在我国，而且不论在哪个国家，文学界谁也不会具有正直谦虚的美德，只会“互相泼污水”，尤其是在书刊征订开始的时候。我暗自觉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甚至有一种倾向，就是他对于任何一位正直真诚的文学家，就因为他正直、真诚而把他看作傻子，至少也是看作糊涂虫。不言而喻，这种见解是直接来自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过分天真。

不过我已经不再听下去了。到了瓦西里岛，我下车就跑去见我的朋友们。转眼我就到了十三道街，他们的小屋就在眼前了。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看到我，就伸出一根手指发出警告，对我双手直摇，还发出嘘声，让我小声点儿。

“涅莉刚刚睡着，可怜的孩子！”她连忙压低嗓门对我说，“千万不要把她闹醒了！小宝贝的身子真是太虚弱了。我们都在为她担心。医生说，暂时还不要紧。可您的这位医生能说出什么正经呢！您太不像话了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大家都在等您呢，等您来吃午饭……您有两天没有来啦！……”

“不过我三天前就说过，这两天我来不了，”我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低声说道。“我得把工作做好……”

“可你答应今天来吃午饭的呀！怎么没有来呢？涅莉，我的小天使，特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