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从而形成了南宋词坛的醇雅词派。

三

从公元一一二七年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公元一二七九年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共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历史。南宋词坛可相应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整个高宗朝（1127—1162），著名词人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第二时期包括孝、光、宁宗三朝（1163—1224），著名词人有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史达祖。第三时期从理宗到宋亡（1225—1279），著名词人有刘克庄、吴文英、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

靖康之乱，将赵宋帝国划分了北南两个时代，一些横跨承平的北宋末年与动荡的南宋初年的词人，在创作中也呈现出这种时代的变异。如李清照词，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写闺房情意，风格缠绵婉转，后期则转为伤时感旧，风格凄凉哀若。又如叶梦得词，写于北宋的作品以婉丽为主，写于南宋的作品则时出雄杰。而向子諲更是将自己南渡以后的作品编为《江南新词》，将北宋亡前的作品编为《江北旧词》，表明了鲜明的时代意识。

南宋前期词坛，以张元幹、张孝祥词最显特色。面对靖康之乱后的民族苦难与国家屈辱，当时词坛主要表现出的是哀愁之感，悲恨之情，而二张则独振愤慨激昂之声。他们的愤激词，具有别人所缺乏的两个内蕴，一是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针对异族入侵者的暴行，也同时是针对本朝投降派的丑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二是他们的词不像那些哀愁之感、悲恨之情，多从个人身世出发，而是源自于强烈的爱国情思与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张元幹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均强烈地反映出国难时代爱国志士的民族意识。从词的发展史看，他们承苏轼豪放雄壮词风而来，又注入了时代的政治风云，在南宋词坛最先高举起慷慨豪迈爱国词的大旗，从而为陆游、辛弃疾、陈亮等词人导引了一条新的大道。

南宋中期，孝宗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 后，数十年间，已无大的战事。据《梦粱录》等书记载，当时临安的繁华富丽以及节日的热闹游乐场面，要远胜于北宋的汴京。在这种情势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依然以恢复兼济为己任，冷静地面对当时政治现实，以词为武器，进行着愤激的呼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虽还不至于完全忘怀国事，但创作范围基本上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或自伤身世，或流连光景，或咏物酬唱。南宋中期词坛因此形成了豪放与典雅两种词风各自分流的格局。

辛弃疾一生作词六百馀首，为宋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个。在他之前，东坡词虽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的制约，只能是比较广泛地反映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辛弃疾则不同，他处于宋室南渡、国家分裂的年代，强烈的报国之情，使得他的词多抚时感事的言志之作。因此，他在词中所表现的英雄报国之怀与英雄失志之情，正反映出时代的追求与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悲愤。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辛词也有突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量用典，以加深和扩展作品的内在容量；二是引进古文手段，以丰富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容纳更广泛的题材，抒写更复杂的情感。他的才情，他的魄力，使得他作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说题材内容之广泛，思想感情之丰厚，反映现实之深刻，两宋词坛无人可与辛词相比。

辛弃疾为人豪爽，有燕赵侠义之风，加之他有过一段金戈铁马的英雄经历，并始终把拯救国家与民族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所以他在将自己的生性气节与主要的创作精力投注于词后，也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沉雄豪壮的词风，成为“上掩东坡，下括刘、陆” 的“词坛第一开辟手” （陈廷焯《云韶集》）。与其同时或稍后的陆游、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戴复古、黄机、刘克庄、吴潜、陈人杰及宋末元初的刘辰翁、文天祥、刘将孙、汪元量等皆宜接受其影响，豪放词因此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取得了与婉约词双峰并峙的地位。

姜夔与辛弃疾同时而稍晚，互相间曾有过唱和。他一生往来于苏、杭、扬、淮的名流公卿、雅士骚人之间，过着清客的生活。与上层社会既富贵又高雅的生活情趣相适应，他形成了自己清空骚雅的词风，因而我们读其词会有以下几个明显的感觉，一是词境超尘脱俗，清冷空灵，令人神观飞越；二是感念时世，不作慷慨激昂的呼喊，抒写恋情，与脂粉气、妮子态完全绝缘；三是采用江西诗法来谋篇布局，造字炼句，用笔中时时透出清劲峭拔之气。无怪乎王国维要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 （《人间词话》）。

姜夔所处的词坛基本上笼罩在两种词风之中，一是以辛弃疾为首的雄健驰骤的词风，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曼妙的词风。前者大声镗鞳，不免流于粗豪叫嚣，后者富艳典丽，不免流于靡俗软媚。白石自标清空骚雅之一格，避免了两家弊病，从而使宋词进一步归于圆熟。这种词风由于在当时有追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