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李清照和赵明诚带了许多书画文物，渡江避难，明诚忽病死于中途，此事对李清照是极大的打击。现在当继续流移之际，看看文物犹在，而人已故世，遂有事事休之感，因而引出下片迟疑不决之情。这一句中的“物是人非” ，应当理解为“物在人亡” 。

我以为，这样讲，可以批驳俞正燮之误。奇怪的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从此词明显的文句中去理解，而盲目地信从俞氏的曲解？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

（六）绿肥红瘦

文人写下来的诗，劳动人民唱的歌词，原先都是一种抒情文学。自从汉朝有一位姓毛的老夫子，把一部《诗经》中的诗，区分为风、雅、颂三种体式，赋、比、兴三种创作方法，于是，诗歌就不完全是简单的抒情文学了。

两千年来，我国的诗歌教育《诗教》，总是要对一首诗歌研究其创作意义。为什么要写这首诗？为什么要唱这支歌？作者或唱者有什么意图？仅仅是像文字或歌词所表达的意义吗？还是隐藏着别的意义？

于是有一位姓郑名玄的老夫子，根据毛老夫子的分类法，给《诗经》编写教材。他以为“雅、颂” 二类中的诗的创作方法是单纯的。它们都是朝廷郊庙所用的乐辞，规规矩矩，没有什么言外之意。只有“风” 这一类的诗，它们的创作方法和动机都不一致，有的有言外之意，有的没有。于是他给《国风》中的每一首诗注明了它的创作方法是“赋” ，或是“比、兴” 。

《国风》中的那些诗，它们的作者的时代，离郑玄少说也有八九百年，郑玄怎么能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创作这些诗的呢？他采用的方法是亚圣孟轲所提出的“以意逆志” 。就是说：用你自己的意识去迎合作者的意图。

这是一种唯心论的文史研究方法，正确性很小。但是它可以被利用来作为很巧妙的外交辞令，《左传》里就记录了不少列国大夫，出使到外国去，在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不便作正面回答，就引用一句或一首诗来回答，让对方自己去“以意逆志” 。

这个传统的外交辞令，前几天被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访问日本时又采用了。四月十一日的《参考消息》上发布了一条花边新闻，据说：四月六日，江泽民同志和宫泽首相会谈。七日，在午宴上，渡边外相问江泽民：“昨天怎么样？” 我们的江总书记就取纸笔写了一首李清照的《如梦令》词，代替了回答。日本方面，很多人认为，江总书记通过宋词，以“绿肥红瘦” 的措词，表达了对会谈的满意。

李清照这首词的内容是说：昨夜她饮了一些酒，虽然睡得很酣，可是消不掉宿酒。恰巧昨夜又有风雨。早上，婢女来给她卷起帘子，她就问婢女：“院子里怎么样？” 婢女回说：“没有什么，海棠花还是那样开着。” 她就说：“你知道吗，恐怕应该是绿肥红瘦了吧！”

这样一首词，叙事很明白，说不上有什么言外之意，按照郑玄的分类法，应该归入“赋” 的一类创作方法，全词没有什么比兴作用。但是，我们的江总书记却是利用“绿肥红瘦” 这四个字来代替正面回答的。日本方面人士，就从这四个字来理解江总书记的形象思维。认为江总书记表达了对会谈的满意。

红的是花，绿的是叶，“绿肥红瘦” ，是说花萎缩了，叶子繁茂了。唐诗有一句“绿叶成荫子满枝” ，过了花时，叶子肥茂，就是结果实的时候了。江总书记用这个形象来说明中日邦交已从开花的季节发展到结果实的季节了。

这是我的“以意逆志” ，未必符合江总书记的本意。不过，日本方面的人士，大约也是和我同样理解的。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悟到，中国古典诗词是神通广大的，尽管作者用的创作方法是“赋” ，读者，或外交家，也可以利用它们，使它们具有比兴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

（七）赵长卿《探春令》

笙歌间错华筵启。喜新春新岁。菜传纤手，青丝轻细。和气入、东风里。幡儿胜儿都姑媂。戴得更忔戏。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这首《探春令》词的作者是赵长卿，他的生平不甚可知。只知道他是宋朝的宗室，住在南丰，大约是他家的封邑。他自号仙源居士，不爱荣华，赋诗作词，隐居自娱。他的词有《惜香乐府》十卷，毛晋刻入《宋六十名家词》中。唐圭璋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把赵长卿排在北宋末期的词人中，生卒年均不可知。但在《惜香乐府》第三卷末尾有一段附录，记张孝祥死后临乩事。考张孝祥卒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那时赵长卿还在世作词，可知他是南宋初期人。

赵长卿的词虽然有十卷三百首之多，虽然毛晋刻入“名家词” ，但在宋词中，他只是一位第三流的词人。因为他的词爱用口语俗话，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雅词” ，所以在士大夫的赏鉴中，他的词不很被看重。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赵长卿的词，一首也没有选入。

这首《探春令》词，向来无人讲起。二十年代，我用这首词的最后三句，做了个贺年片，寄给朋友，才引起几位爱好诗词的朋友注意。赵景深还写了一篇文坛轶事，为我做了记录。1985年，景深逝世，使我想起青年时的往事，为了纪念景深，我把这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