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转载” 、“书志” 、“文录” 、“词苑” 、“琐记” 及“图版” 八项，即已楬橥编纂本刊的宏图大志。这八项栏目内容如下：

“著述” 指国内外学者有关词学研究的新著。

“文献” 包括已故词人学者之词学遗著、前代词籍之未曾刻印或虽刻而流传甚少者、以及古籍中有关词学的零星资料经辑录整理而可供参考者三类。

“转载” 指将发表于国外各种报刊之重要词学论著，及时转载，以利国内学者参阅。

“书志” 是对新旧词籍之述评及提要，“为古籍作著录，为新书作介绍，为词学研究及爱好者作访书指导” 。

“文录” 是未曾发表之词学单篇杂文如词集序跋、词人小传及论词书简等。

“词苑” 选录词学同道部分作品以供观摩。

“琐记” 是短篇之丛谈札记，用以补白。

“图版” 是词学相关书画文物或秘笈珍本之影本，每期四页。

由上述栏目，特别是“词苑” 、“琐记” 及“图版” 等，可看到与《同声月刊》、《词学季刊》一脉相承之处；由介绍新书、转载海外文章，又处处可见出其融合新旧、推陈出新之卓识。所谓“继往开来” ，必须先“继往” 才能“开来” 。因此施先生请夏承焘、唐圭璋二位前辈担任《词学》的主编，又请出张丛碧、俞平伯、任中敏等十馀位词界大老担任编委，请他们为《词学》提供意见及稿件。第一期中更安排了唐圭璋、金启华二先生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及马兴荣先生《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二篇大作，以作为当前词学研究之导言。这都是先生由旧开新、承先启后之用心。在往后每一期的篇目中，亦处处可以看出施先生传承词学之苦心孤诣。

由上所述，可知施先生编辑《词学》，不是被动地有什么稿就编什么，而是主动地将他对词学研究的蓝图，藉这本刊物呈现出来。为了编辑《词学》，先生不但要邀稿、编稿、校稿，还要写稿。《词学》中署名“编者” 、“丙琳” 、“秋浦” 、“云士” 、“万鹤” 等，都是先生的笔名或化名。不断介绍古书及新著，在《词学》诸多作者中，他恐怕是负荷最重的人。“没办法，稿子不够时只好自己写，又不能让人家觉得怎么都是同一个人，只好用一些不同的名字了。” 先生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但事实上以我的理解，书志、文录、文献中很多文章，都是极其耗费心力的可贵成果，并非率尔可就，哪怕只是一篇短短的补白，亦皆言之有物，不蹈空言。因此，施先生不仅是编者，也是主要的作者；他既是规划者，更是辛勤的灌溉者。但也由于他的坚持及辛勤灌溉，《词学》终于成为近世最重要的词学刊物，和《词学季刊》、《同声月刊》并列为三大词学期刊，先生的心血已经让《词学》开花结果了。

七 撰写词学论著

施先生撰写的词学研究成果，除《花间新集》中之论述外，就我所知，还有《词学名词释义》及在《词学》发表的大批论文。《词学名词释义》运用考证工夫，将向来众说纷纭之词学名词逐一厘清，共收二十五篇，篇幅虽然不长，意义却极重大。根据书前例言，此二十五篇短文曾于《文史知识》及《文艺理论研究》发表。施先生日记中亦多处记载先生撰述词话之事，有的说明词话之内容，有的则无。如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连日阅宋人词集及笔记，作词话一篇，释‘诗馀’字义，得四千馀言，余所撰词话，此为最长矣” ，及二十七日“作词话一则，释‘长短句’，亦千馀言” （页20），又十二月二日“作词话一则，释‘寓声乐府’，凡千四百言” （页21）之类，由其中名目来看，应即后来收入《词学名词释义》者。至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写词话一则，述李后主临江仙词” （页27），可能即后来收入《词学》第三辑《读词四记》中者；然而如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读王国维、林大椿所辑韩偓词，作词话二千馀言” （页45），八日“重写读韩偓词记，得五千馀言” （页46），二月二十日“昨日始阅温韦词，作词话四千馀言” （页47）等，所列名目，似未曾发表。观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云：

点检已成词话稿，已有六十馀段，今年当成书三分之二，俟明年续成，以二十万字为鹄的。（页119）

显然先生所撰“词话” ，应是一部大书，后来将其中有关名词释义之部分先行发表，并结集为《词学名词释义》，其余未发表部分尚夥。施先生曾赐函玫仪，提及拟于一九九四年内编好一部《读词札记》，此书未见出版，不知是否即上文所称之“词话” ？然而《投闲日记》中，虽不名为“词话” 而实乃论词者仍所在多有，如下引各条：

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11.20，页19）

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云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怜。” 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 工力悉在是矣。（1962.12.17，页28）

阅温飞卿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