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一代制造业者实已踏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

可是，站在那霸机场的候机大厅，面对小山般、正在打包托运的货箱，我却有了别样的体会。

其实，制造业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哲学，那就是：

做电饭煲的，你能不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

做电吹风的，你能不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

做菜刀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

做保温杯的，你能不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

做马桶盖的，你能不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从电饭煲到马桶盖，都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但它们是否“日薄西山”、无利可图，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陷入困境的制造业者，与其求助于外，到陌生的战场上乱碰运气，倒不如自求突破，在熟悉的本业里，咬碎牙根，力求技术上的锐度创新。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正是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

我的这些在冲绳免税店里疯狂购物的、年轻的蓝狮子同事们，大概都算是中国当今的中产阶层，是理性消费的中坚，他们很难被忽悠，也不容易被广告打动，他们当然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不过他们同时更是“性能偏好者”，是一群愿意为新技术和新体验埋单的人。这一类型消费者的集体出现，实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转折点。

“中国制造”的明天，并不在他处，而仅仅在于——能否做出打动人心的产品，让我们的中产家庭不必越洋去买马桶盖。

拒绝转型的瑞士钟表匠

所谓的商业之美，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对自然与物质的一种敬畏，并在这一敬畏之上，以自己的匠心为供奉，投注一生。

侏罗山谷在瑞士西南部，毗邻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人类学家在此地发现过恐龙化石，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为侏罗纪。17世纪初，苏黎世等城市的钟表匠避难于此，因而渐渐成为欧洲最著名的表匠聚集地，竟而构成一种“血统”。2014年4月，我受邀到巴塞尔（尼采在这里的大学当过教授）参加第62届钟表展，之后专门到侏罗山谷去“朝圣”。

侏罗山谷呈狭长状，宽仅数百米，长十余公里，内有一个雪山大湖，坡顶小屋遍布四野，一眼望去，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瑞士村庄。出生于侏罗山谷的青年人有九成以上加入钟表学校学习技艺。钟表的工种有40多个分工，渐渐地形成一个制造生态。当今的世界级豪表中，爱彼、宝珀、宝玑以及江诗丹顿等都在此地设有工厂，超过一半的豪表机芯出产于此。

瑞士是一个山地小国，几无任何独有的矿产资源，却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其国民性格自然是原因之一。在欧洲诸族中，瑞士人以固执死磕出名。中世纪时，瑞士人贫穷潦倒靠当雇佣兵谋生。1527年5月6日，德国和西班牙军队进攻罗马教廷，守卫教皇的各国雇佣兵全都鸟兽散了，只有瑞士人留下拼死护卫圣彼得大教堂，189人仅有42人生还，后来梵蒂冈教皇只保留一支私人武装，那就是著名的瑞士侍卫队。自此，瑞士人以忠诚和专注闻名。这两个国民性格也强烈地渗透到商业领域，瑞士的银行业和钟表业独步天下，应该得益于此。

钟表业是前工业革命时期最为精密的手工业，无任何自然资源的瑞士人在这一巴掌大的天地里死磕硬磨，硬是开出一片自己的江山。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瑞士高档钟表业的黄金时代，萧邦、伯爵、百达翡丽、爱彼、名士、劳力士、茨尼特等一批耀眼的品牌相继创业奠基，构成瑞士高档钟表生产的主力。这一次到巴塞尔和侏罗山谷，引起我极大兴趣的，除了瑞士表的精湛工艺，更有一个颇可以拿到商学院课堂上去分享的故事：在过去的30年里，瑞士表是如何抗击了日本表的冲击。

20世纪70年代，同样以固执死磕、忠诚专注著称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手表，它以超级的廉价和轻便优势，对传统的机械表构成致命的打击。在短短的六七年里，瑞士钟表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其产量在全球的比例从45%陡降到15%。一度，有上千家手表工厂倒闭，超过10万名钟表工人失业，这对于只有700万人口的瑞士来说实在难以承受，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瑞士手表——特别是机械表的末日已经降临。

然而，在经历了20多年的艰难转型之后，瑞士手表居然奇迹般地走出了低谷，甚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繁荣时刻。在当今的世界级豪表名单上，几乎清一色是瑞士人的天下。这正是我此次瑞士之行试图揭开的谜团。

简单归纳，瑞士人做到了三点。

其一，拒绝转型，专注升级，坚持制造手工机械表。

20多年里，瑞士钟表工厂偏执于机械表的功能升级创新，开发出诸多极其复杂的工艺，譬如升级版的陀飞轮、卡罗素、万年历、月相、两地分时，甚至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出了中华月历表。在珐琅工艺、深潜防水、金属表面处理等方面，瑞士人利用当代最先进的新材料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在机芯工厂（Manufacture）里，我们看到很多独有的模具。据介绍，它们都是当地工匠自主研发而成的，每一个模具的价值约为3万到20万瑞士法郎。机芯工厂拥有超过10万架模具，这在无形中构成了一道长长的“技术护城河”，让其他国家的钟表工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