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你能早点告诉我。”他说，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回去找你的妻子去吧。”阿扎德说。

他毫不理会阿扎德，用英语问塔拉：“你喜欢她吗？”因为印地语听起来过于亲密，过分温柔。

塔拉耸耸肩膀，说这不关她的事情；这刺痛了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这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如果塔拉对于莎玛感兴趣多少会让一切都更好忍受一些。他想他应该表现出同样的漠然来，便回给阿扎德一个轻松的笑容，问塔拉：“我看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对我怒不可遏了，嗯？”

他的语调激怒了塔拉。“怎么回事？你现在就已经害怕他们了吗，就和他们家其他男人一样？”

“害怕？没有。你知道我的。”

但是他好几天都拿不定主意回不回图尔斯家。他不知道他的权利是什么，也不相信那个叫什么“捕猎”的村子里的商店。他只是怀疑他是不是还会回到后巷的家里。于是当他打点行李的时候，他收拾了所有的东西，贝布蒂在一边一直淌着幸福的眼泪。等他骑车经过乡村路上那些没有完工的敞开的房子的时候，他琢磨着不知道自己将在哈奴曼大宅那个封闭的正墙后面睡几个夜晚。

“什么？”莎玛用英语说，“你已经回来了？你在波各迪斯捉螃蟹挺烦了吗？”

姑且不论他这次回来要面对的风险和威胁，捉螃蟹的人一向被认为最下三烂。

“我觉得我应该回来帮你在这里捉捉螃蟹。”毕司沃斯先生回答说，以此平息了大厅里所有咯咯的笑声。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评论。他本以为迎接他的将是沉默、瞪视、敌意或者可能是一点惧怕。他们的确都瞪视着他；但是屋子里的喧闹一如平常；惧怕当然只是他妄想出来的；而且他拿捏不准他们是否对他怀有敌意。他的回来只引起了他们短暂的轻微的兴趣。没有人谈及他的离开和他的回来，赛斯没有，图尔斯太太也没有，他们两个就像从前他没有离开时一样，几乎根本不注意他。也没有人谈论贝布蒂和塔拉的来访。整栋房子过于拥挤，也过于喧哗，这些事情不足挂齿，因为他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现在他的身份已经一成不变了。他是一个惹麻烦的人，而且不忠诚，因此不值得他们信任。他软弱可欺并因此受到鄙薄。

他也没有打算再听到有关捕猎村商店的事情。他的确没有听说什么，他开始怀疑那个商店是否存在。他继续自己写广告的活计，并且尽可能不在这座房子里待着。但是他在阿佤克斯没有什么名气，而且也很难找到工作。他整日闲荡着，直到他遇见一个和他一样没有固定工作的叫米瑟的人，他是《特立尼达卫报》在阿佤克斯的新闻记者。他们一起谈论工作、印度教、印度和他们所尊敬的家族。

每天下午，毕司沃斯先生都不得不鼓起勇气返回哈奴曼大宅，虽然他推开大门之后不过一段很短的路程：穿过庭院，再穿过大厅，上楼，走过阳台，再穿过书房，然后就是他和别人合住的长形屋子。他在那里脱下长裤和背心，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躺在床上读书。他的长裤是贝布蒂用面口袋做的，很不合时宜。无论经过多少次清洗，裤子上面的字样仍然很醒目，甚至能看得清楚整个字体；裤子从他的膝盖垂下来，使他看上去更加瘦小。有关他裤子的事情很快就在孩子们中流传，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对于大厅里的耻笑和评论听之任之，也不顾莎玛的恳求，始终穿着这裤子招摇过市。

任何秘密都不能逃开孩子们的眼睛。一旦夜幕降临，在书房和楼上的阳台上到处是孩子们的床铺。傍晚快要过去的时候，更多的床铺被铺好，整个阳台挤满了睡觉的孩子。甚至连旧楼和水泥房子之间的木头桥上也挤满了睡觉的孩子。从木桥过去的地方被称作“新屋”，就是让贝布蒂钦羡不已的客厅。但是即使房子的那部分不是专供赛斯、图尔斯太太以及她的两个儿子使用的，毕司沃斯先生也没有到那里去的兴趣。那是一间“禁屋”，里面陈设着巨大的铜罐和镶大理石面的桌子，除了两把被贝布蒂形容为像帝王宝座的椅子，没有可以坐的地方。客厅里到处都是让人感到压抑的印度神像，沉重而又丑陋，那是梵学家图尔斯每次回印度时带回来的。“他一定是在哪个卖神像的店铺里批发来的。”毕司沃斯先生后来告诉莎玛说。在客厅上面是一个较大的隔断，是祷告厅，从客厅到祷告厅要上一截楼梯，楼梯如同轮船升降口上的扶梯一样陡峭。（据说是为了测试人是否虔诚，或者就是梵学家图尔斯——和岛上大多数盖房子的人一样——强加的自己赞同的观点。）在祷告厅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当然是因为祷告厅的地面是神圣的，而他则觉得里面的熏香和檀香令人难以忍受。

就这样，他待在长形的屋子里，被睡觉的人包围着。他所能拥有的空间十分窄小：这间长屋原来是阳台，阳台被封闭并分隔成卧室。他和莎玛把食物带到这里来吃，他蹲坐着，长裤褪到腰间，左手压在小腿和后大腿之间。在这些时候，莎玛就不再是他看见的那个在楼上的，或者在整个图尔斯家人面前的莎玛，也不是那个图尔斯家派来的对手了。她总是在一些微妙的地方，大部分是以她的沉默，来表示无论毕司沃斯先生怎样荒唐可笑，他还是她的丈夫，她必须要遵从命运给她的安排。但是他们之间仍然不友善。他们用英语交谈。她绝少过问他的工作，而他说话时也小心谨慎，以免日后落人把柄。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