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样东西都比外面便宜五六分钱。问问德黑蒂。”

“是的，”她说，“每一样都便宜很多。”

毕司沃斯先生想象着他身穿制服，沿着满是号叫的疯子的长长的屋子巡视的样子。

“咳，为什么不呢？”他说，“这是可做的事。”

兰姆昌德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讲述了重重困难，并说虽然他有关系和影响，他也不知道那是否管用，是否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那是唯一让我发怵的事情，”他说，“印象。”

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惊慌地发现自己又开始恐惧地痉挛。痉挛并不强烈，而且是间歇性的，但它们始终持续着，他记起来去看看自己的双手。指甲都被咬掉了。

他的自由结束了。

作为这自由中的最后一个行动，他决定去看看那个阿佤克斯医生推荐的专科医生。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圣文森特街的最北头，距离“大草原”不远。那里的房子和地面都是白色的，昭示着秩序。篱笆桩新涂了一层白漆；铜牌闪闪发光；草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花圃井然有序；车道上的浅灰色沙砾层不掺一点杂质，反射着阳光。

他穿过带白墙的走廊，来到一个高大的白色房间里。一个身穿笔挺制服的华人接待员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日历、日记本、墨水瓶、分类账目和台灯。一个角落里，电扇在转动着。一群人坐在低矮、奢华的椅子上，阅读杂志或者窃窃私语。他们看上去不像生病的样子：中间没有缠绷带的人或者脸上涂了药膏的人，也没有香膏和氨水的味道。这和图尔斯太太的玫瑰房间有天壤之别，同样难以置信的是，它跟兰姆昌德和德黑蒂住的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在同一个城市。毕司沃斯先生开始感觉他是被自己欺骗了才来这个地方的；他根本没有病。

“你有预约吗？”接待员高声问道，带着华人习惯性的鼻音和吞音。毕司沃斯先生察觉了她态度中的敌意。

鱼脸，他在心中说。

接待员突然起身。

毕司沃斯先生惊恐地发现自己悄声地说出了那个词；他还没有摆脱自己在绿谷养成的想什么就脱口而出的习惯。“预约？”他说，“我有一封信。”他掏出阿佤克斯医生给他的那个褐色的小信封。信封皱巴巴的，很脏，四周都磨毛了，窝着角。

接待员熟练地用一柄玳瑁小刀启开信封。当她读信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感到自己被曝了光，仿佛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像个骗子。他前面犯下的失误让他很担心。他决定要更加小心谨慎。他咬紧牙关试图想象“鱼脸”悄声说出来时，听起来会否像不相干的别的什么词，甚至会否听起来像是赞美。

鱼脸。

接待员抬起头来。

毕司沃斯先生讪笑着。

“你是想要预约，还是想等着？”接待员冷冰冰地说。

毕司沃斯先生决定等待。他坐在沙发上，直陷到里面去，他朝后仰着，陷得更深，膝盖高高地耸着。他不知道眼睛该朝哪看。现在去拿一本杂志已经太迟了。他数了数屋子里的人。一共有八个。他还要等很长时间。他们可能都有预约，而且他们生的都是正当的病。

一个矮小的瘸腿男人闹哄哄地走进来，大声地和接待员说着话，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沙发跟前，一屁股陷进去，喘着粗气，伸出一条短而直的腿。

至少他有什么地方不对。毕司沃斯先生看看那条腿，寻思着男人该怎么样站起来。

诊疗室的门开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出来，却没有看见人影，然后一个女人走出来，另一个人又进去了。

古罗马军团的一个士兵倒在阿尔及尔，奄奄一息。

毕司沃斯先生感觉到瘸腿男人在看他。

他担心钱的问题。他有三元钱。乡下的医生每次收取一元；但在这间屋子里生病的代价无疑是昂贵的。

瘸腿男人沉重地呼吸着。

担心钱的问题太让人焦虑了，思考《贝尔的杰出演说家》又太危险。他的脑子转悠到《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他在兰姆昌德家里读了这两本书。当他想起哈克贝利·费恩时，他禁不住微笑了，他的裤子“口袋总是垂得很低，但是里面却什么也没有”，黑人吉姆见过鬼魂并会讲故事。

他轻笑起来。

他抬起头，正好看见瘸腿男人和接待员交换了一个眼神。他本想那时掉头就走的，但是他在椅子里陷得太深；如果他站起来，就会弄出动静，那样将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他为自己的衣服感到汗颜：洗得褪色的卡其布裤子，裤边都磨损了，褪色的蓝色衬衣，袖口难看地朝上卷着（没有任何尺寸的衬衣适合他，不是领子太紧就是袖子太长），褐色的小帽子搭在他的大腿和肚子之间。他只有三元钱。

你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是个病人。

瘸腿男人大声地清了清喉咙，对这样一个矮小的人来说这声音出奇的大，然后摇晃着僵直的腿。

毕司沃斯先生注视着。

他突然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使得坐在一旁的瘸腿男人剧烈地摇晃，然后，他朝接待员走过去。他集中思想考虑好英文，说：“我改主意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谢谢你。”然后他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

“你的信怎么办？”接待员带着惊讶，用特立尼达口音问。

“归你了，”毕司沃斯先生说，“存档。烧掉。卖了。”

他走过镶着瓷砖的阳台，穿过午后阳光下车道上的阴影，走进阳光里，精神勃发地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沙砾层上，朝圣文森特街走去，他注意到有一片打蔫的百日菊。从“大草原”吹过来的风好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