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他。他的心情十分激动。现在他明白城市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城市里都有他的位置。环绕着“大草原”的高大建筑在酷热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毫无表情地沉默着。

他来到战争纪念公园，坐在树荫下的一张长凳上，仔细打量斗志昂扬的士兵塑像。树荫浓重，很好地与外面区隔开来，让人昏昏欲睡。他的胃疼起来。

他的自由结束了，他本来就不该有这样的自由。过去是不容忽视的；他不能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它一直如影随形。如果说城市里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也是被时间，被他历经的一切所凿出的空档，无论他的人生多么不完美，是临时的凑合，充满欺骗。

他对胃痛感到欣然。它们已经很久没有发作过了，现在对他来说，它们标志着他重新恢复了完整的思维，标志着世界重新恢复到本来的位置；它们象征着他在过去岁月的深渊中挣扎地爬升，并使得他想起他曾经的痛苦，现在他的一切都要由那痛苦来衡量。

他坐在那里，风拂过他的脸颊和脖颈，一直吹到衬衫里，令他非常惬意，他颇不情愿地离开公园朝南走，一步步远离“大草原”。那些安静沉郁的建筑消失了，人行道变得又窄又高，十分拥挤；到处是商店、咖啡馆，还有巴士、汽车、电车和自行车，喇叭声、铃声和叫喊声此起彼伏。他穿过公园街，朝海的方向继续走去。在远处，越过街道的屋顶，他看见了圣文森特码头上的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上的桅杆尖。

他经过一个个庭院来到红房子，那是用红色砂岩建成的巨大建筑。铺着沥青的前院有一半用白色画出来，标记着“仅供法官使用”的字样。他走上中间的台阶，来到一个高高的圆屋顶下面。他看见很多绿色的布告牌和一个没有喷水的喷泉。喷泉池湿漉漉的，里面散落着枯树叶和空香烟盒。

圆屋顶下面人来人往，十分繁忙，穿梭着身着卡其布制服的信差和衣着笔挺、手里拿着浅黄色或者绿色公文夹的办事员，还有往来穿梭于圣文森特街和伍德福德广场的人们。在伍德福德广场上，职业乞丐懒洋洋地躺在露天音乐台和长凳上，他们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甚至不屑伸手讨要，而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缝补他们身上好比工作制服一样的破衣服上。那些衣服补丁摞补丁，而且五颜六色，他们乐此不疲地一小块补丁接着一小块补丁地缝。即使在乞丐身上，也能找到一种安家乐业的感觉。伍德福德广场的树荫十分阴凉，点点阳光斑驳其间，这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做饭，吃喝睡觉，只有当这里偶尔有政治集会时，他们才会不太方便。他们谁也不担心，而且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体格健壮，据说其中一两个还是百万富翁，也没有人担心他们。

在用于遮蔽两边办公室的绿色布告牌上，贴着政府的公告。毕司沃斯先生读公告时听见有人招呼他。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衣着体面、上了年纪的黑人，冲他挥舞着一副一条腿的眼镜。

“你要证明吗？”黑人的嘴唇在说话时剧烈地开合着。

“证明？”

“出生、结婚和死亡证明。”黑人把缺了一条腿的眼镜戴到鼻梁靠下的地方，从一个装满了纸张和铅笔的衬衫口袋里抽出一张纸，用铅笔不耐烦地在上面打着转儿。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黑人停止转动铅笔。“我不明白。”黑人收好铅笔和纸，坐到一条亮闪闪的长凳上，拿下眼镜，把刮损的眼镜腿的白头塞进嘴里，晃动着双腿。“现在没有人缺少证明。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我看麻烦就在于现在有太多该死的登记官。当我一九一九年坐在这条长凳上时，我是唯一的登记官。现在倒好，什么阿猫阿狗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他朝喷泉努努嘴，“声称自己是登记官。”他的嘴唇剧烈地翕动着。“你肯定你什么证明都不需要吗？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我给很多印度人写过证明，你知道。事实上，我乐意给印度人写证明。我今天下午就可以给你写一个。我认识那里面的一个办事员。”他冲着身后的办公室挥舞着手臂，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个高大的上光的褐色柜台和淡绿色的墙壁，在这个明亮的下午仍然亮着电灯。

“很累人的工作，”黑人说，“我圣诞节和复活节都不休息的，你知道。碰到现在这个没有人要证明的时候。每天不论我是写十份证明、两份证明，还是根本没有证明可写，里面那个该死的办事员都要我给他二十根香烟。”

毕司沃斯先生走了。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知道什么人要证明的话——出生、死亡、结婚，特别是结婚证明——就让他们来找我。我每天早晨八点钟准时在这里。我叫帕斯特。”

毕司沃斯先生离开帕斯特，满脑子只想一件事，那些绿色布告牌后面的办公室里面保存着的每一起出生和死亡的记录。而他们居然差点漏掉他！他走下台阶来到圣文森特街，继续朝南方的桅杆走去。即使是帕斯特，虽然牢骚满腹，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促使他在一九一九年到总登记部门的门口找到一个座位，等着目不识丁的人找他写证明呢？

他想起自己在绿谷的心情，那时候他无法忍受只有墙上的报纸可以看。他现在明白，自己在街上看见人而感觉到的惶恐根本不是源于恐惧，而是后悔、忌妒和绝望。

就在他想着营房墙上的报纸的时候，他正好看见了报社：《卫报》、《政府公报》、《镜报》，还有《特立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