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惹麻烦，因此她们相信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虽然她们听说了奥华德气愤的离去，她们都觉得丢脸和害怕，但是每个姐妹都相信自己对奥华德是特别的，每个人对莎玛都既谴责又退缩不前。

“那么，姨妈，”那个从前练柔术的苏妮蒂说，“我听说你要搬新房子了，好家伙。”

“是的，亲爱的。”莎玛说。

阿南德在学校开始为艾略特、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辩护。那个从前在阅读室里的《笨拙周报》和《插图版伦敦新闻》中夹上《苏联周报》的他，现在声称他不乐见共产主义。他的用词让人觉得古怪，但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杰出知识分子现在流行宣布脱离共产主义，阿南德的举动正好与此吻合，因此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在被《特立尼达卫报》雇用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有一天深夜去市中心采访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经常在海军广场睡觉。“那个难题，房子的问题。”他这样开始他的文章。虽然这些词被伯耐特先生删去了，毕司沃斯先生却喜欢这些词的韵律，始终不能忘怀。那天早晨这些词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他小声地重复着哼唱它们；在办公室的周一例会上，他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且多话。会议结束后，他来到圣文森特街那间装饰着欢乐壁画的咖啡馆，坐在吧台边，等候着他认识的人们。

“我接到要我搬家的通知，伙计。”他说。

他轻描淡写地说，期待得到关心，但是对方也和他一样轻松。

“我看我也要和你一样到海军广场上去了。”《卫报》的一个记者说。

“我可真是糟透了。结了婚，拖着四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地方住。你知道什么地方出租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自己早就租了。”

“哈，啊，我看只有住广场了。”

“我看也是。”

咖啡馆就在报社、政府办公室和法院附近，常常有新闻记者和公务员光顾，另一些人在上法庭之前到咖啡馆来喝一杯，然后就走了，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月都不会再见，光顾的客人中还有法务官书记员和初级秘书，每天他们都在综合登记处的外间办公室里那光滑的桌子边追踪资产。

一个地产追查员说：“如果贝利还在的话，我会建议你去找贝利。你们都还记得贝利吗？

“贝利以前不但许诺帮他们找到房子，而且还说要免费帮他们搬家。所有的人都因为免费搬家而趋之若鹜——你知道黑人是怎样的——给贝利交了押金。等他集齐了相当的押金的时候，贝利决定终止这一愚蠢的许诺，跑到美国去了。

“但是听着。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贝利的计划暴露了。但是贝利也知道了，他要离开这件事被人发现了。于是第二天，当贝利的船等在港口时，贝利雇了一辆卡车，穿着他的卡其布工装，到所有给过他押金的人那儿转了一圈。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都忘记了之前的怒气。他们告诉贝利，他们已经叫了警察，他们说：‘但是，贝利，我们听说你今天要离开。’于是贝利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这鬼话。不是我要走，是你们要走。我来帮你们搬家。你们都收拾好了吗？’但是没有任何人收拾好行李，于是贝利大发脾气，说他们怎样浪费了他的时间，他就根本不应该答应帮他们搬家等等。他们便安抚他说，请他下午来，到时候他们就会收拾好准备搬家。于是贝利离开了，所有的人都收拾好行李等着贝利。他们到现在还在等他。”

哄堂大笑中，毕司沃斯先生却笑不出来。外边的天已经变黑。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传来雷声的轰鸣。摇上车窗开到他的管区去的想法不合适了。他已经喝了不少啤酒，酒精使他变得沉默而呆滞。他不想到乡村去，也不想留在咖啡馆里。但是大雨倾盆，打湿了人行道，不久雨水就在上面肆意横流，这一切都鼓动着他留下来，他坐在一个高凳上，心不在焉地、安静地喝着啤酒，凝视着墙上粗糙的风格明快的壁画，陷入阴郁之中。

有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看见一个高高的微黑的男人。他偶尔在圣文森特街上碰见过这个男人，知道他是法务官书记员。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们也算点头之交，但从来没有说过话。

“是真的吗？”那人问道。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此人的高大身材，注意到他语气中的关心，以及他虽然上了年纪却依然青春勃发的脸庞。“是的，伙计。”

“你真的收到了要你搬走的通知？”

毕司沃斯先生噘起嘴唇，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杯子，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的同情。

“见鬼。你有多长时间？”

“通知。一个月，我想。”

“见鬼。你结婚了？有孩子吗？”

“四个孩子。”

“上帝！你没有试过找政府帮忙吗？你现在给政府工作，不是吗？难道他们没有什么房贷政策之类的吗？”

“那只是给有编制的职员。”

“就算中国全部的茶叶都是你的，你也租不到什么好房子。”那人说。他在毕司沃斯先生身边缓缓地晃着，把他和其他说话的人隔开，那些人有的已经开始在吧台或者桌子上吃饭。“其实干脆买座房子更简单。你在喝什么？啤酒？两瓶啤酒，小姐。见鬼，伙计。”

啤酒送来了。

“我懂的，”那人说，“我不久之前情况也和你一样。只有我的母亲。但就算是那样也够惨的，我可以告诉你。像害了大病一场似的。”

“生病？”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身体健康的样子。当你健康的时候也无法想象生病的情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