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一小群围在桌子旁全神贯注的听众吧！他们全都默默地在听着，甚至忘了喝他们的咖啡。两个对手抓住这个微小的舆论界不放；这个微小的舆论界将指出他们两人中谁掌握着真理。对他们两人来说，谁不掌握真理就等于失去了荣誉，或者是失去了他的“我”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捍卫的意见对他们而言根本无关紧要；可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意见当成了他们的“我”的一个属性，所以对这种意见的攻击便变成了用针去刺他们的皮肉。

大褐熊一想到保罗将不再在电台上宣读他的矫揉造作的评论，在他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便感到有些快慰；他的声音像熊一般骄傲，越来越低沉，越来越冷漠。保罗恰恰相反，他的嗓门越提越高，脑子里出现的念头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了。“伟大的文化，”他说，“是这种人们叫作历史的欧洲堕落的女儿；我要说的是这种始终走在前面，把一代代人看作是接力赛跑的怪癖。在这种接力赛跑中，每个人都超过他的前人，就是为了再被后来者超出。如果没有这种被称作历史的接力赛跑，就可能没有欧洲艺术，也没有显示它特性的东西；独特性的愿望，改变的愿望。罗伯斯庇尔、拿破仑、贝多芬、斯大林、毕加索，都是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他们全都在同一个运动场上赛跑。”

“你真的以为能把贝多芬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吗？”大褐熊挖苦地说。

“当然啰，即使你不乐意也没有用。战争和文化是欧洲的两极，它的天堂和它的地狱，它的光荣和它的耻辱；但是没有人能把它们分开。这一极遇到了什么事，那一极也会遇到什么事，它们将一起消失。在欧洲五十年来不再有战争的这个事实，和五十年来我们中间没有出现过任何毕加索有着神秘的联系。”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保罗，”大褐熊缓慢得令人不安地说，就像他要伸出他沉重的爪子抓人了，“如果说伟大的文化完蛋了，那么你也完蛋了，还有你的荒谬的思想也跟着完蛋了。因为你那些奇谈怪论来自于伟大的文化，而并非来自于孩子的牙牙学语。你使我想起了那些从前参加纳粹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想干什么坏事，也不是有什么野心，而是因为过于聪敏。事实上，没有比为非思想辨析的论证更费脑子的了。我曾经亲眼目睹，在战争以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像牛犊一样进了共产党，后来共产党非常高兴地把他们一批批全都清洗掉。你恰恰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是你自己的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

?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

第三部 斗争 十足的蠢驴

从放在他们两人脑袋之间的收音机里传出贝尔纳熟悉的声音，他正在采访一位即将上演的一部电影的演员。这位演员居高临下的声音把他们从朦胧中唤醒了：

“我是来和您谈我的电影的，不是来谈我儿子的。”

“请别怕，会谈到您的电影的，”贝尔纳的声音说，“可是时事新闻有它自身的要求。传说您在您儿子的丑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在请我参加您的节目时，您曾经向我保证只谈电影，所以我们就来谈谈电影；我不谈我的私生活。”

“您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名人，我向您提一些听众感兴趣的问题；我只是在干我的工作。”

“我将回答任何和电影有关的问题。”

“随您的便；可是如果您拒绝回答，我们的听众将感到很吃惊。”

阿涅丝起床了。一刻钟以后她去上班，这时候保罗也起身，穿衣服，下楼到门房间去取信件。其中有一封具名“大褐熊”的信，用苦涩的带有歉意的诙谐语气，拐弯抹角地告诉他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电台将不再请保罗效劳了。

他把这封信又看了四遍。随后做了一个满不在乎的手势，出发去事务所。可是他心里很不好受，思想不能集中，总是想着这封信。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就如此严重吗？从实际上看，根本不是。可是他受到了伤害。他整整一生都在设法避开法学界：他很高兴能主持大学的专题研究，也很高兴能在电台上讲话。并不是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相反他很喜欢那些被告：他想了解他们的罪行，为他们找出一个犯罪的原因；“我不是一个律师，而是一个辩护诗人！”他开玩笑似地说，他故意要让自己完全站在违法分子的一边，把自己看作是（不能说没有某种虚荣心）一个叛徒，一个第五纵队，一个（被不合人情的法律所统治的世界上的）心地善良的游击战士；这些不合人情的法律在他总是以一个醒悟了的知情人的神态，稍许有点厌恶地捧在手里的厚厚的书中，都有详尽的注释：所以他希望在巴黎法院的墙外维持人际关系，和大学生、作家以及新闻记者联系，为了保持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的信心（不仅仅是幻想）。他跟他们难舍难分，因此很难忍受大褐熊那封把他打发回事务所和法院的信。

使他感到沮丧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大褐熊昨天把他称之为他自己的掘墓人的同盟者时，保罗以为他的话只是一种没有具体内容的恶作剧：“掘墓人”这个词并未使他想起什么事情。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掘墓人是怎么回事。可是现在他收到了信，他应该清楚：掘墓人果然存在，他们早已经认出他，并且在等待他了。

他突然醒悟，别人眼中的他和他自己眼中的他是不一样的，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