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善心太太。她没有养成施舍乞丐的习惯。她在他们跟前，离着仅仅两三米，她也看不见他们。她得了精神上的老花眼症。黑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地掉，虽然离开她四千公里，她却觉得比较近。当她做出这个手势，用双臂把她的灵魂送去时，他们恰好站在地平线的那端。

然而在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波兰人和那些生麻风病的黑人之间，有着一个区别！在贝蒂娜身上是介入历史，在洛拉身上变成了普通的慈善行为。但是洛拉在历史里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历史连同它的革命、它的乌托邦、它的希望、它的恐惧，已经离开了欧洲，只留下了怀旧情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人才使慈善事业国际化。激发她去做好事的不是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譬如像美国人那样），而是对失去的历史的怀念，想把它召回来的愿望，希望自己至少能以为黑人募捐用的红色捐款箱的形式出现在它中间。

让我们把贝蒂娜的手势和洛拉的手势叫做希望不朽的手势。贝蒂娜渴望伟大的永存不朽，她要说：“我拒绝与现在及其烦恼一同消失，我希望超越我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永恒的记忆。”洛拉即使是渴望微小的永存不朽，也抱着相同的希望：超越她自己，超越她穿过的这个不幸的时刻，做点“什么事”来留在所有认识她的人的记忆里。

?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钢琴家、指挥家，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塔索》、交响乐《但丁神曲》等。?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波兰小贵族，一八四八年组织波兹南起义，失败被捕；一八四八年再次组织起义，又为普鲁士人所镇压。?Sándor Pet?fi （1823-1849），匈牙利诗人，民主主义革命家，作品有《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等，一八四九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

第三部 斗争 暧昧

布丽吉特从小就喜欢坐在她父亲的膝头上，但是我觉得她到了十八岁之后，好像从中得到了更大的乐趣。阿涅丝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布丽吉特常常钻到他们的床上（譬如说，当他们熬夜看电视时），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出现一种肉体的亲密气氛，远比从前出现在阿涅丝和她的父母之间的要强烈得多。尽管如此，阿涅丝还是衡量了这幅画面的暧昧程度：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姑娘，胸部丰满，臀部肥大，坐在一个精力还算充沛的漂亮男人的膝头上，用鼓得高高的胸部擦着这个男人的肩膀和脸，叫他“爸爸”。

有天晚上他们邀请了一帮欢乐的朋友，其中有洛拉。布丽吉特坐在她父亲的膝头上。洛拉一时高兴说：“我也想这样！”布丽吉特让给她一个膝头，两个人分别骑坐在保罗的两条大腿上。

这个情况使我们又一次想到贝蒂娜，因为幸亏是她，坐在膝头上才被树立成性爱的暧昧关系的典型。我曾经说过，贝蒂娜在童年的挡箭牌的掩护下，穿越她一生中的爱情战场。她把这块挡箭牌举在身前，一直举到五十岁，才把它换成一块母亲的挡箭牌，轮到她让年轻人坐在她的膝头上。这情况再一次变得暧昧得令人惊奇：怀疑一位母亲对儿子有性的企图，这是不允许的，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年轻人坐在一个成熟女人的膝头上（这仅仅是用隐喻）的画面才充满了性爱的含义，而这些性爱的含义越是影影绰绰，就越发显得强烈。

我敢断言，没有暧昧术就没有真正的性爱变态。暧昧越是强大，冲动越是强烈。谁不记得在童年时玩过高尚的医生游戏。小女孩躺在地上，小男孩借口做体格检查，脱掉她的衣裳。小女孩表现得很听话，因为检查她的人不是一个好奇的小男孩，而是一位关心她的健康的、严肃的专家。这种情况正因为神秘而暗含着巨大的性爱成分，两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小男孩越是喘不过气来，他越是一刻也不停地充当医生，在脱掉她短裤时，还用“您”称呼她。

童年生活中的这个幸福时刻在我心里唤回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回忆，对一个捷克外省城市的回忆。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巴黎旅居后于一九六九年回到这个城市定居。一九六七年她到法国去求学，两年后发现她的祖国被俄国人占领；人们对什么都害怕，他们惟一的愿望是到别处去，到欧洲的什么地方去，只要那里有自由。在法国的两年里，年轻的捷克女人勤奋地经常参加专题讨论会。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处在智力生活的中心，就得经常不断地参加这些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她懂得了，我们在童年的最初时期，俄狄浦斯阶段以前，要经过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镜子阶段，因为在拿自己和母亲的以及父亲的身体比较以前，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捷克女人回到祖国后，对自己说，她的许多同胞在对他们自己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完全跳过了他们个人进化中的这个阶段。头上带着巴黎和那些著名的讨论会的盛誉的光轮，她组织了一个年轻妇女的俱乐部。她给她们上理论课，这些理论课谁也听不懂，她还指导她们实践。理论复杂，可是实践很简单：所有的女人都要赤身裸体，每人对着一面大镜子端详自己，然后她们全都聚到一起，极其仔细地互相观察，最后她们从随身带的小镜子里观看自己，每个人都把这种小镜子伸向另外一个人，伸得让她看见她平常看不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