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想象考试前没完没了机械地背这背那，走进考场听监考人宣布不允许这不允许那。再就是考完后的等待，在那种等待中，人还会有胃口有睡眠吗？最怕最怕，自然仍是爸的反应。看透了他的这个“希望”，他在自己生存的考卷上就看到了一项彻底的失误。“文革”过去，他仍是颇失败地与社会、与人相处，许多人都从“文革”中练出狡诈和残忍，他仍是永无起色的天真和诚挚。他半明白半浑沌地让人在他身上开发利用他的才华学识；当我看见一个文霸以合作为名，不劳而获地用爸的心血脑汁在名望上步步登高，我惨笑：爸此生这张巨大无形的考卷哟！

我不去考，也就考不败，爸不顺心的一辈子，就仍存在一个希望。

而美国是躲不过考试的。“托福”、“GRE”、“资格考”，你还没从这考场的椅子起来，那场考试又把你压下去。美国孬的好的大学都是机械化，只认得考卷上的数码，不认天才成就。我想取巧，便跟学校负责录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我想和系主任谈一次话！”

“你的文件中缺两份考试结果！”

“我可以跟系主任约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等你两个考分出来之后！”

“不，我想尽快跟他谈！”

“好极了，那你尽快参加两项考试！”

我只得去考。考前一礼拜我心里老出现《葬礼进行曲》。在这进行曲当中，我想到爸那蹉跎的一生。还想到万一考不好，我奖学金就落空，房钱饭钱以及继续读语言学校的钱都从哪儿来。有人偏在这时告诉我：“头科考不好，以后考会更难！”终于坐在考场上时，我忽然感到将衬衫扎在裤腰里是个错误，极不舒适；而清早吃一大顿也是不智的，中间会去上厕所。睡眠不足，使整个考试过程成了场噩梦。考试中有个女生昏倒，好在不是我。我知道我考得一塌糊涂。

就在考完的当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却是爸。“你明天要考试啦！好好考，别怕！你一向怕考试，真是莫名其妙！考试有什么怕头？”他嘻嘻哈哈地啰唆。

爸记错了日子。幸亏他记错，不然要真在考前接他这么个电话，昏在考场的八成是我了。真想对他喊：爸你干什么？！嫌压力没压得我自杀？！不过他电话打晚了，现在我是任剐任割，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好好考！”爸在大洋那头看不见我发绿的脸。“再说，考得好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放心去考！所有学校都不要你，爸爸要你啊！”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一股辛酸滚热的泪水直冲我的两只眼而去。

波西米亚楼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楼，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砺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裸露，壁炉也是精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荡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强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太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太六十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嘴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太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做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在房东太太看来，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精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是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最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竟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