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吞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太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太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的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对楼道中时常飘散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波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淡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开始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阳台上抽了一支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阳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太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儿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釆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