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

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冒，临时请我代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每小时有五块现款的工钱。小女孩的母亲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酒店已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Hennesy，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要宗教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做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庭传统。我结束了八小时对换尿布和卡通片的经营，拿到四十块钱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了它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己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个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CRE，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坐过了两站。下了车总觉得步伐飘然得有点可疑。直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才猛然省悟到换了八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去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的一半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Hennesy。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要提起那两瓶Hennesy，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不可理喻的我苦笑：“唉，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一是书，二是稿纸。似乎是个脑筋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

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Lolita》，一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搐动，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他可知缘由，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片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

且将新火试新茶

到了美国的第五年才认真想到要过一回春节。那四年的春节总被忙碌或无心境省略了。只知道唐人街菜蔬店早早关门的这天是除夕，整天的打烊，当然就是年初一了，没有穿新衣、新鞋的大群孩子把炒花生和炒米糖之类拿到街上来吃；没有头插红绒花的少女；没有绢绸或纸扎的灯笼；也没有往女孩子身上扔炮仗的男孩子。节日就是某些中国人开的银行赠送的日历上的红字码，提醒你这个漂洋过海带到这里的古老新岁。你得特别留心，不然很轻易就错过了它。

我从来没了解过那些关着门的菜蔬店里面是怎样过年的。错过了四个春节，似乎情感与思念渐变得强壮亦或麻木了。有时会打个电话向父母拜年，却意识到一洋之隔错过的更多，那边已是年初二，或初三了。我也对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热情不高，但那些节日似乎太主流，因此太有淹没性，不容分说就把我纳入其中了。

这里大部分中国孩子对圣诞节的期盼远远胜过春节。那样的热切期盼使他们在感恩节之后立刻就进入了圣诞，而春节就成了他们节日情绪的收尾，有一点烟消云散的惆怅。他们意识到长辈们那与生俱来的勤劳在这个节日中苏醒，它启开的是望而生畏的三百六十个艰辛日子。偶尔也有孩子们披挂起来耍龙舞狮，锣鼓七七八八，龙和狮都显得有几分羞怯和扭捏。

我的朋友们问我：“春节你打算怎样过？”我回答：“没有打算。”我倒没有多去想：节日还需要个“打算”才能过？他们都打算去中国驻芝加哥的领事馆举办的除夕联欢晚会，有晚宴和歌舞表演，还有画展和抽奖。十五块一张门票能帮你打算出这么多节目，我可不能再错过它。

十多天前，我买了两张票，邀请我的房东太太依琳一同去参加这个联欢会。依琳六十多岁，是个不断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美德和优点的美国人。她常叫我替她多找些中国房客来，她说：“你们从来不拖欠房租，也不会把Party开到早上三点。”依琳远比我兴奋，这是她第一次过中国人的节日。她洗了头发，盘个溜圆的髻在头顶，这发式让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叫她“甜圈饼奶奶”。

雪不大，并带着喜意，落在高速公路成千上万疾驰的车上。我忽然感到了一点童年过年时的感觉，那种盼望年夜饭的感觉，那种手掌摸在崭新的衣服上凉丝丝的感觉。依琳倒是穿了新衣，一条暗红印花长裙，她告诉我那是圣诞节从女儿那里得到的礼物。我的情绪渐渐赶上了她的，一遇堵车我就问她：“我们不会迟到吧？”

到了门口依琳拽住我，说：“怎么没有对联？”我说大概要到新年的早上才会有对联贴出来。

其实春联在这里也是被省略的东西之一。这儿的中国人家门户上极少有贴对联的。唐人街的后代们对中国文字和语言也都缺乏热切感，往往会说几句而不会读写。春节在这里，成了个没有语言的节日。再没有那种图景：某人停在某个门前，为一副春联的新颖别致摇头晃脑地感动一番。不时在门上看见的，还是圣诞节剩下的松枝饰环，都枯了，却还占据着春联的地盘。这让我想到一些消失了文字的古老游牧民族，他们靠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