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竟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都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鹤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入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挨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了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样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美元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很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悲惨人的一生。我无法将悲惨当做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致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

“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地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书　祸

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Reader'sDigest》、《NewYorker》、《Time》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是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读起来立刻使人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的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我可以在下车后将它“遗忘”在坐椅上，它或许可以使另一位乘客的旅途沉闷得以减缓。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旅途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交通不顺畅情形下的驾驶，满腹怒气又无处发泄，那样的一分钟可以长得像半辈子。

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日，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一同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须把自己囚于其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啦！”脚先于我的意识，我已蹿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鼓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女儿毕竟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顶好客又顶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