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物。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FBI监视下的婚姻

一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出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那么一种下落。更没想到，这个随意的相会在我和劳伦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么戏剧性的一笔。

二

劳伦斯的确操一口标准国语。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晤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

他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

三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地问他：“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拧眉头，身子凑我近些，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