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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严重？”我问。

“我希望没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来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CIA（中央情报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脸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绝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瞅一会儿，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劳伦斯，做外交官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的选择。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与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价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是活还是不活”的抉择吗？好在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四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査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个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