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问答又顺畅起来，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他无缘无故再次山东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松弛下来。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

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哪？”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

“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

他惊讶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你看上去很焦急，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儿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交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交……”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