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查别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问同伙：“你们哪个带了？我忘了带。”

唯有那个年长者掏出了一个小红本，打开，里而写了他的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几岁。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证。

这时我先生将我们的结婚证书在他鼻子下面展开，手指使劲点了点上面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签字，又点点那枚金印，最后，以最强调的手势，指住中国领事馆公证的大红圆章。他胸脯涨满了气，显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话己满到了喉咙眼，只要我应允，最粗的话就会啐出。

全检查完了，没有丝毫破绽。年长的警察将证书还给我，我先生却正照着他工作证上的姓名一笔一画地往一张纸上抄。年长警察抖了抖嘴角，脏脚丫子在拖鞋里抽搐几下，对没拿住我把柄、将我当暗娼捉走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无法按治嫖客的法子狠狠罚出一笔钱来。他挺失望，脸都有点瞌睡了。

我想这回他们该让我们接着把觉睡完了。没料到年长警察说：“你们不能住在这里。”

“我们有房子主人的邀请。”我说。

“房子的主人也没权邀请一个外国人住到家里，你知道你们现在在谁的房子里吗？”

我想：什么？！

他说“国家的！”他瞌睡没了，满脸国威。他又大起来了，高起来了。

“那好，我们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说。

“不行！你们必须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个调门：“现在你让我们往哪儿搬？深更半夜，连出租汽车都找不着！”

他细声慢语地答道：“那是你们的事。”

我问：“附近有旅馆吗？”

他说：“我不知道。”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地。你们必须住到指定的外国人允许居留的旅馆，外国人不能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想我千万得管好我的两只手，免得一不留神它们扯开大巴掌照那脸上掴过去。还好我先生遵守诺言，气得眼珠子更蓝了，却始终不吱一声。

我说“现在十二点半了，我明天一早——六点就搬，不行吗？”

他说：“你们必须现在搬，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声：“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让我们睡在马路上吗？！”

三位都吓一大跳。他那一口远比他们标准的中国话大出他们所料。

我只得给各家旅馆打电话，看看谁肯在这个时辰收容我们。终于找到了玄武宾馆。

我对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长官说：“请你们出去，我们得换衣服和收拾东西。”

年长的警察说：“要快些，你们不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的。”他根本意识不到我刚才的话里有要他难为情的意思。

我们拖着行李从弄堂走出时，各个黑洞洞的门窗里都有人头人脸。我顿时想，他们对于别人的风化问题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宾馆，我们仍无落足之地。因为我们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们买去北京的机票了。给朋友打电话，他说他买不来机票，买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护照，我不能给你们开房间。”柜台小姐说。虽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张半老警察脸还是受看得多。

“我们已经很累了。”我说。

“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说。

我先生的话显然被理会了。小姐指指大厅一头：“你们可以在那边的沙发上休息。”她表情说：我已经再慷慨没有了。

我们看看没戏，只得拖着行李挨到墙边沙发上，休息。

早晨四点，朋友取回了护照，我们才被赐了间房。我先生却整个地没了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边喝边给南京市长写信。

我们回到美国，跟朋友们嘻哈地讲这事，都当笑话听了去。

我们现在还记着那位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现在可还忙着为国家除害，夜闯民宅，捉奸捕盗。但愿他那正义感是真的。

我渐渐不再讲这事，因为我渐渐发现它的不好笑。无奈的是国还是自己的，因为家在那里头，不回去不成。我常对许多不懂中国的人说：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该去看看。我这样说时，企图笑得真切并且骄傲。

自尽而未尽者

二十一年前的一个早晨，萌娘自尽了，一口气吞了一百粒安眠药。得信时我和全家正站在大抄家的废墟中：我饲养的蚕宝宝被红卫兵扬弃了一地，之后又被踏成一小摊一小摊的水渍。

萌娘的自尽没有惊着谁，包括九岁的我。自尽是我那单调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折磨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视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与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有回一对老夫妇从楼顶坠落，手拉手，着地时把挺硬的泥地砸了两个深坑。后来他们的尸首被抬走多天，还见彩色糖纸不断地自楼顶纷扬飘下。由此我猜他们是铁了心自尽，因为糖果在那时很珍贵，一下子吃掉那么多糖，显然不打算过余下的日子了。

萌娘并没有如愿地成功地死掉，当红卫兵破她门时她刚吞下最后一把药粒。我赶到医院，见阴湿肮脏的公共走廊里躺着的一具灰白人型，那便是我和许多人崇拜的萌娘。

萌娘被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父亲；萌娘也被不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那时的我不懂她文章的妙处，现在的我太懂生活之不妙而对她文章的美妙感到不可理喻。七岁的我头一回被父亲引去见萌娘时，就一下凝住了。萌娘有大大的额，圆润的面颊和脑后一个过时的发髻，这些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