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

司机说：“有得搬哩！”

过了十分钟司机又说：“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又过十分钟，司机不高兴了，叫我们结账下车，自己拖着上百磅重的两个行李进弄堂。妈跟他吵，说这条弄堂有半里路长，司机说，已经等掉了他半小时的生意了。

我们拖着箱子走进弄堂时，家家都在吃晚饭。天热，家家都把小桌子小椅子摆在门外面。饭菜都很简单，人们边吃边看我们，同时大声说：“咦，外国人！”

箱子的轱辘滚在麻坑的路面上吵死人，真是很不识时务。更多的人夹在窄弄堂两边，对着我先生说：“咦，老外，老外！”

这个老外倒不腼腆，自己也说：“老外，老外。”

听到老外讲中国话，人们都快活了，弄堂里又添一成热闹。我妈说：“这里没来过外国人。”

楼房没电梯也没电灯，人们此时都跟到了楼梯口，看我们如何把两个大行李往上搬。都觉得老外搬东西的笨拙模样太好玩，于是就看他搬，绝不上来搭把手。从一楼把行李搬到五楼，我们三人都流汗流成了湿人。

房是很大，有四间屋，有空调的客厅没有人睡的地方，妈建议我们将大床垫抬到客厅，搁在地上睡。

“天热，没那么多讲究；什么客厅卧室？哪样舒服哪样来！”妈妈说。说完她就告辞了，好让我们早些歇息。

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对我先生说：“这空调一点冷气也没有。”

他将手伸上去，试一会儿那里面出来的风，说：“仔细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冷。”他这人一向能在坏事中找出好来。

“可它太响啊！”我说。

“我来看看，能不能让它轻声点。”他开始摆弄它的这个键那个钮。他这方面从来不灵，它更响了。

我大声说：“你别给人家弄坏了！”

他马上住手。我们俩就那么汗流浃背地偏着脑袋瞪着这个又热又闹的东西，等着它把我们冷却下来。实在不行了，我终于说“还是打开门窗吧，我快没气了。”

后来发现开窗也不对，好几扇窗没有纱窗，满屋子都是蚊子叫。再关上窗拍蚊子，直拍到半夜十二点。总算累得死过去，倒在了那张大床垫子上安生了。

起初我以为我做起噩梦了，梦到警车呜呜地叫，还夹着警察的打门声：“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哇”一声大叫，我先生给我叫醒，一副“不知身是客”的表情。这才发觉不是梦，果真有人在打门，打得好凶：“开门！开门！公安局的！”

我俩相视一眼，瞬间都在想我们这半辈子都干了什么让警察半夜为我们操劳。我忽然想起我这是在自己祖国，不及时请警察们进来是不对的，是会有后果的。

我赶紧奔向大门，还抱着千分之一的希望向门外问：“请问是哪位？”

“警察！”

“请问找谁？”我声音很乖，还带点微笑。

“找谁？”警察说，“査户口！”

我想我们是有户口的，有美国的一大把户籍证件，我怕什么？我就把门打开了。门口的三个男人没一个像警察的，都穿着短裤，脚上是凉鞋，没袜子。再看看，连凉鞋也不趿，其中两人穿的是拖鞋，露着风尘仆仆的脚丫子。三个人虽然衣冠不整，却是个个正颜铁面。

“谁是这房子的主人？”三人中稍老些的问我。

“主人不在……”

没等我说完那人就问：“那你是谁？”

这时我先生已出现在客厅，一脸的糊涂。我用英文简单解释了我俩的处境，然后仍用英文对他说：“不要讲中文。由我来和他们对话。”

三个不速之客眼睛飞快地扫扫我，又扫扫这位手无寸铁的大个头老外，一种“果不出所料”的浅笑出现在他们嘴角。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老成的那位喝斥我，眼皮耷拉着，似乎不屑把我往他视野里装。其他两位也表现出相同的鄙夷。

“原来邻居们还真看准了……”一个年轻警察说，“现在这种女的真不少！”说着他抖抖腿，趿着拖鞋搜视整个房去了。

他们把我当成了个挣老外钱的暗娼了。或许左邻右舍就这么报的警。

我走进客厅，在地铺上坐下来。我对我自己的从容十分满意。这时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愤怒地瞪着三人，将我俩的身份证件“啪”地往他们面前一拍。

我使劲压住被耻辱引出的恶心。

“你和他，”那年长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家具，“是什么关系？”

我及时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发言。任何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都最好不用非母语讲话，肯定讲不好。我怕他万一讲出不知深浅的什么词儿，惹恼了这三位，我们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终当然会无罪开释，但在这样的热暑中，跟其他犯人挤一块儿，没窗子，没澡洗，加上蚊子臭虫……到末了开释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关系。”我回答。

三个人相视一眼。

“有结婚证吗？”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里激烈地翻腾。他是对的，上路前将英文的结婚证译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国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我还笑他迂道，中国现在充满自由和人权，跟我离开时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别动，先听我的。”当然我是讲的英文。

“你们都看过我们的证件了？”我说，“知道我们是谁了？”

三个人威严地沉默着。

“那么，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他们没料到，一阵无声的慌乱。

“按说你们夜闯民宅，头一个就该亮出你们的牌牌。任何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