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强健精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道不亦是一种宿命？

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出现在他身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

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点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爱吃的。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

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

——在马来西亚文艺营开幕式上的讲演

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自然是带点戏言意味的。这其中有我的几许苦恼和几许乐趣。我想，像我这样游散于祖国本土之外、在地球各隅以华语写作的人，会体味我的苦乐参半的，感受。

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我们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从离开祖国海岸线的那一时刻起，就开始了永不会停驻的跋涉（一种无形的苦旅，一种即使有了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彻底消除的离情别绪），于是，我们的语言有了独特的声调、语气。

对于我来说，没有不好的故事，只有讲得不好的故事。海外作家的迁移——这个似乎永远未完成，有时己翻越了几个世纪的迁移过程使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说。然而述说故事的语言决定它是否有听众，是否能在自己的母语语境中，以及在超越母语语境，即在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境界中拥有尽可能大的听众群。我们与第二故乡（我们所移居的国度）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存经验，这似乎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优势，使我们笔下的故事背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