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行为易被认同（而不像许多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读者对这些故事的审美首先要具备对大陆半个世纪来的历史知识，包括对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所发生的特殊环境与语言之知识）。这种语言习惯甚至比方言或术语更难懂得。西方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如俄国的流亡作家普宁、那波可夫，犹太的辛格，以及近年流亡的智利女作家阿言德，捷克作家昆德拉），都是在母语语境之外，以母语写作。参照这些作家，我们这些中国文学的“游牧者”们并没有跻身于那个更为环球性的文学“游牧部落”中去。同样，似乎更为不幸的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文坛上，也只有一个近乎虚设的位置。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读者是遥远的，是不切题的。他们对我们的语言感到别具风情，但这语言所砌筑的故事仅使他们好奇，整体上是只能类属中国文学的一个少数民族，并不能进入主流。这似乎又让我们感到劣势的处境。

在海外生活、学习了八年，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是次要的。汉学界外的文学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几乎是无知的。这当然与翻译者们有很大关系，甚至也可以归结到我们汉文字的特性。西方语言学家认为中国语言是视觉的，而其他所有语言都是听觉的。因此中国语言文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汉字的意象性造成审美对象视觉上的快感其实是最强烈的（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些文字本身给人的意象是极其图像的）。中国文字的特别属性使我们在把中国文字传导给世界时有着巨大困难。尽管我们所描写的生活经验是世界认识的（不像中国大陆的作家，若想他的故事被懂得，必须作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必定对一定的时代用语作注解），我们语言却不能通过翻译来得到理想的全球性流通。我们语言中所含的情感与思想，中文本身所具有的无限丰富的表达，都成了无法变通，因此无法产生能量的电流。每每想到此，我总感到我们这个文学游牧民族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

这挑战包括寻找到更具环球意识的叙述角度，寻找到能够全世界流通的写作方式和语言。前二者是容易做到的，但后者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生活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的环境中，我们在聆听和阅读别种语言的过程中，应更有意识地体验别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描述方式，从而在华文中寻找出最精确、最令人心领神会的表述语言。一旦找到或创作出这样的中国文学语言，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大量的中国文字之美丽、之含蓄、之生命。

我们的文字和语言是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五四运动之后才开始普及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革命）仍有巨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我们在文字创作中对中国语言的求索、锤炼，都在催化它的成熟。大众的语言是不断更新的，尤其在故土之外，它在不断被其他语言所影响、所浸润，但大众语言的进化是自然所至，是无意识的，而文学工作者们，如我们这样用祖传文字来创造当代语言之艺术的人，对中国语言的开掘与更新，则应是有意识的。

晋末的符坚，在千万大军被谢安击退后，后裔们渐渐流亡到藏、羌交杂之地。他们传承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一代代以歌唱的史诗使他们在游牧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疆域变得无形却无限。那歌唱对别民族久远的感染，以及对自己文化基因的遗传，使之成为不灭的生命。那毕竟是太古老太悲伤的游牧形式。我们在祖国海岸线之外拥有了土地和天空，我们以自己的文字写着自己的往事与今事，写着梦想与现实，文学便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的歌唱。

性与文学

——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

二十世纪——从2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大致处于爱情饥渴和性爱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HenryMiller、AnaesNin、DorithyParkcr、JohoUpdike、NormanMailer）对爱情是不屑的，他们摒弃了把爱情作为性爱的理想，而产生了一种硬汉式的低调的文学风格。这类作品也对西方社会的爱情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不能不看到它与每一种思潮，每一种艺术形式一样是着重自我发现，逆反传统和逆反社会的。他们的思想基础与弗洛伊德（Freud）的学说的诞生也是有所关联的。

Freud诞生在十九世纪这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代，在他之前有两个伟人的出现——Darwin和Fecher，后者第一个提出人类心理可以用科学去研究，而前者，则几乎给人类带来了一次科学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一连串科学发现，包括细菌学和遗传学，以及物理学的飞跃性发展，使人对自身的认识有了巨大突破。因此Freud心理学说的出现是必然和自然的，是有着充足学术准备的。

再发展到二十世纪，在20年代初的欧洲和纽约，文学界、艺术界没有不把“Complex”以及“Consciousness”或者“CollectiveUnconscious”之类的Freud和Jung的词汇挂在口头的。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也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跃而转为对人本的认识。就是说，假如在此之前的文学中的爱情主要是精神活动，那么HenryMiller之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