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殖民地，他们还想到了从非洲进口黑人。在那个年代，黑人奴隶一贯被当作商品，如同木材、棉花一样，即使这些道德高尚、最具人道精神的人也不能免俗。既然在首都里斯本，黑人奴隶已经达到了一万人，殖民地为什么不能引进？就连耶稣会士也觉得有必要进口黑人奴隶；诺布莱加冷漠地宣称，在第一所学校里有三个奴隶和几头奶牛。不过耶稣会士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冒险者都不能随意捕猎土著人。他们为每一个新入教的教徒辩护，坚定地为巴西有色人种争取权利。但这种坚持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意味着灾难。为了将巴西建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为了使巴西人民拥有统一的民族身份，他们为居民的自由而战，却使自己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一名耶稣会士悲痛地认识到这一点，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学校，单纯地履行宗教职责，会比现在生活得平静得多。”然而，对于这个教派的创建者而言，参军的经历并非毫无用处——他教会了使徒们为信念而战。令他们奔赴新大陆的正是这个信念：要将巴西建设成为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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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造未来帝国的计划中，诺布莱加敏锐地发现了通向未来的桥梁，展示出一名战略家的才智与谋略。到达巴伊亚之后，他立即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并同之后到来的神父一起马不停蹄到沿海地区视察。从伯南布哥到桑托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最终，他决定在圣文森特定居，但在哪里建造主学院，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希望将主学院作为宗教与精神的中心，慢慢覆盖到整个国家。乍看起来，这种对落脚点的悉心选择简直不可理解。诺布莱加为什么不将他的总部设在巴伊亚，设在首都，同政府与主教一起呢？这是人们第一次察觉到一种隐蔽的对抗，这种对抗在后来将愈发明显，直到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耶稣会士不愿意在政府与教皇的监管之下开展这项事业。他们不愿屈从于宫廷与教会，不愿受制于教书与辅政，不愿充当殖民者手中的工具。在巴西问题上，他们怀有更崇高的目标。巴西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决定性的试验对象，是耶稣会组织与实践能力的第一次尝试。诺布莱加直言不讳：“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事业。”这也就是说：在上帝与人民面前，我们要为这里负责。这些强大的人想要将这一责任一肩担起。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耶稣会的怀疑从他们登陆巴西的那天起就如影随形，人们怀疑他们来巴西是别有用心。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所奋斗的目标并非为了葡萄牙某个殖民地的发展，而是要建造一个神权国家，一个不屈从于金钱权势的新的团体，就像他们后来在巴拉圭所尝试的那样(10)。他们一直希望将巴西建设成独一无二的国家，使它成为世界上新的典范。或早或晚，这种观念必然会同葡萄牙宫廷的商业主义与封建思想产生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耶稣会士绝对没有——像他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想过要占领、剥削、统治巴西。

他们来到巴西，并不仅仅为了传授福音，而是要做一番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成就。葡萄牙政府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却又十分谨慎地监视着他们；教会意识到了这一点，丝毫不愿意将精神领域的特权与他人分享；殖民者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自私自利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无疑是巨大的障碍。他们追求的不是具体的成就，而是精神准则的实现。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理想主义不能为时代潮流所理解。持续不断的反抗力量想要战胜他们，将他们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但那时，他们已经在这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为了能将这场冲突尽量推迟，诺布莱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他的罗马——这里的宗教中心——建立在远离政府与主教的地方。在巴西推行基督教，虽然大有可为，却是一个缓慢且艰辛的过程。若要成功，只有在不受监管、没有约束的地方进行。将宗教中心由沿海转向内陆，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教义传播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内陆地区有群山遮蔽，可以防止海盗袭击；更能够靠近土著部落，使他们皈依宗教，开始定居生活。只要内陆的一个交叉路口，就能成为一个理想的发展基地。

诺布莱加最终选择了比拉提宁加，也就是今天的圣保罗。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有多么英明。因为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这里仍是工商业及宗教中心。1554年1月25日，就在这里，诺布莱加和他的助手们建起了“低矮逼仄的小房子”。如今这里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诺布莱加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巴西高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附近有一个港口，河水流量很大，能够连通巴拉那州(11)与巴拉圭，并与拉布拉塔河交汇；比拉提宁加四通八达，传教士们可以到达各个部落，使耶稣会的教义在那里生根发芽。不仅如此，在这个小居民点附近，没有一个道德败坏的殖民者。耶稣会士善待土著居民，通过赠送小礼物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土著居民便按照传道士的要求组成了小村落，这些团体的发展方向类似于苏联的集体农庄。一段时间之后，诺布莱加已经可以说：“居民点正在繁荣发展。”那时的耶稣会还未拥有土地资源，由于经济条件拮据，诺布莱加无法大力发展神学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